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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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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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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類學筆記  

2014-11-04 18:07:00|  分类: 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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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月兩去杭州。二十五日在文瀾書院辦浙商拜師禮,三十日則到湖上籌備傳統詩歌節。

      杭州常辦詩歌節,但都是現代詩,傳統詩詞方面倒還沒嘗試過,所以我召集師友來玩玩。如好玩,以後再擴大辦理。

      看來還不錯!座談頗有內涵,詩會敲詩鐘、聯句、吟詠,亦多佳構。詩酒相發,更是淋漓酣暢,倒了幾個,還有徐晉如這樣吐血的。總之,盡興而後已。

       期間狀況,將來會由復性書院出專輯報導,故於此不遑細表。我抽空寫了一篇雜稿,另附於此,以示詩酒笑傲,不廢論學云。


《文化人類學筆記》序

龔鵬程

文化人類學乃人類學之一分支,而人類學又是什麼的分支呢?

不知道!理論上,人類學其大無外,是研究整個人類的學問。可是此一学術體系,其實是建立在  人種学或民族学上的(所以至今也還有不少人堅持人类学即是民族学或人種學)。而對這些人種及民族的研究,當年又是随着西方殖民運動而生出。

是因西方人殖民了亞非各地,故學者隨著商人探險家深入榛莽,進到那些西方人视为原始蠻荒的地區去,研究活在那兒的種族。民族学、人類學、人種學這些稱呼,指的遂不是所有的人類,而只是“未開化的”“原始的”人。他们都住在歐洲之外、都有奇風異俗,等着歐洲已開化的人類學家去调查去研究。所以,人類學在對象上應該是整體的、真正的、研究所有人的民族学種族学之分支;在方法上,則或为社會學之分支。

但偶然的起源也不能說就不重要、不起作用。事物出现的機缘,往往也决定着它的性質和命運,人類學亦不列外。只研究少數人的人類学,终究開花结果,蔚为大观,成为了十九世纪以来学界不可忽视的一枝勁旅。

我國於一九三八年成立中國社會科学研究所時,其中就已有了民族學组。一九三零年,中国社會学社成立於上海,蔡元培先生之報告题目就是:社会學与民族学。接着,一九三四年便成立了中国民族学會。這不僅是引進了一個學科;由於我國境内民族眾多,因此運用西方已發展出来的调查方法去了解各少数民族,似乎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颇具现实需要。

另外就是歷史研究中涉及上古一段,十分须要人類學家对“原始社会”的一些研究成果或假说来提供推擬的憑藉。如泰勒(Tylor)的精靈信仰說、局部外婚制說、表兄弟姐妹婚制說、父母依子女命名習惯說,摩尔根(Morgan)家族血缘與親缘制度說,涂爾幹的初民心理說、集體表象說,霍历豪斯的道德起源說,乃至圖騰說母系說等各式各樣的推論,都曾被廣泛應用於古史研究中。

但由於人類学起於歐洲人對亞非澳美及大洋洲諸“未開化”民族的调研,故其研究结果本身就不易脱離居高臨下的心態;當時又彌漫着進化論的氣息,所以早期多是在討論文化的起源與進化變遷的模式。這種思维方式及進路,自然也影響到了對我國古史或古代社會的研究。幸而在我们的古史研究中還不太有人類學中常見的種族優劣論,但有關進化的假说却十分普遍,關於民族文化的傳播,也深受人類學中播化派的影响。

播化学派本就是反对進化論者而生的。進化論者認為文化發展的模式是由低到高、由原始到開化,而且這模式是各民族都一樣的。反對者則主张人类歷史未必是一條相同轨道上的大進化,而是由不同中心 、不同原因形成的各個文化起源點,相互傳播、影响,交互作用。其中,民族遷移之作用也十分明顯。因此这類学者较重視文化圈、文化中心以及文化遷移的概念。

    這些理論及研究方法,在文化史研究上颇见影響。例如英国史密斯的埃及論,至今就仍深具活力。該理論是说全世界文明均源於埃及,然後傳至美索不達米亚、土耳其斯坦、印度、叙利亞、中国、日本;印度那一支则再傳至麥克羅尼西亞与美拉尼西亞,進而傳入玻里尼西亞和美洲。

    這個講法,後来有许多變形,例如说不是由埃及传播開来,而是由两河流域,在我国古史研究中,统稱此類說法為中国文明西来说,於清末民初风行一時,迄今仍不乏嗣響。我在這本書裡批評的彝族文化研究及《山海经》雲南说,便是其中一些例子。伴随著這個说法的,還有體質人類學方面的人種非洲起源说,近年還有近乎“定論”般的架势呢!

我自己早期做过宗族史、宗廟制度研究,編过《宜蘭張氏族谱》;做過方志研究,修過《淡水镇志》《花蓮縣志》。後来做文化史研究,在分析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了解文化發展与传播状况、寻找模式时,均不能不參酌人類學前辈們上述各種成果。無論理論或方法,均益我良多。有時感覺我可能較接近馬凌諾斯基,但有時又不盡然,對歷史学派之方法也有些會心,進化論各派则不能契合。

在方向及领域方面,我希望把文化人类學當做一種方法或视野来使用。不僅用来觀察少数民族,也用以研究漢人社會;不僅施諸古代,也可借以理解當代;因此在這本書裡,各位可以看到我論彝族、维吾爾族、客家族群、哈薩克地区和伊斯兰文化圈,也可以看到我談東南亞華人社会、现代城市建设。

而討論這些時,我大抵都不只是文獻式的,或只依理論模型去懸擬推揣,皆有涉身入乎其中的人類學式田野功夫。所以才能把握其族群組織之肌理,了解该文化區中人物之人生观、价值观。

古人有句云:“豈有文章驚海内,更携書劍客天涯”。我好游歷,游跡遍及各处。然非漫游,亦非浪游,游輒與我這種田野调查方法相结合,故游皆不枉。此間所輯諸文,就是這些旅中鴻爪,可以略誌所感。

    但出書如果還有點抒情意義,則我願用此書来纪念一位人類學的同行老友:游建西。建西是苗人,寫过苗疆的武侠小说,又做道教研究,其本人精娴道法,也喜做相關田野调查。我曾邀他参加太湖論道,倘佯於湖上;又邀他参加特克斯世界周易大会,相與遨游於天山之麓。後來,我渡海去深圳找他玩,他大樂,竟取纸作诗,写成一幅書法给我。我带学生去贵州考察,他也專赴貴陽替我打好前站。這些都说明了他的热情与学術能量。我的人類學知識和經驗,在中文学界實在甚少知者,只有和他等少数朋友可相共語。不幸他忽焉羽化,令我益感寂寞。謹持此一卷殘稿,藉慰知音,並求教於同樣可能成為知音的讀者。

                                          甲午閏重陽寫於杭州復性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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