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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的部落格

文化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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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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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說海洋文化  

2013-06-14 08:26: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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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非遺日,田青在恭王府辦崑曲古琴會演,拉我去看。看了兩天好戲後,又約了謝克林出來吃飯。克林病腰,回安徽修養了兩月,剛才回北京。但似乎仍未全癒,尚不甚俐落。我跟田青還開了他一頓玩笑,不料第二天換我了。宿疾忽至,如老友驟來相訪,只好打熬起全副精神與相綢繆。站不起、躺不下、起來不能走動、倒了不能翻身,嗚呼哀哉,不能輾轉反側。如此過端午節,卻也別具一格。百無聊賴中,續貼論海洋文化者一節。萎者思奮、跛者思行,不能動的人想著「直挂雲帆濟滄海」,亦解悶之良方也。

 

三、   聖與俗:海洋文化的內涵

(一)

  由近代這種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的對比看,對海洋文化是看不清的,因為會忽略掉海洋文化另一個重要面向。

  這種對比觀念中所謂海洋文化,乃是以歐洲大航海殖民所形成之霸權為模型的,船堅炮利,顯示的價值即是“富”與“強”。講來講去,無非羡人之富強,嗟我之衰遲而已。但富強只是世俗性的價值,海洋文化之價值與意義卻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它具有的神聖性。

  海對人來說,它首先或最重要的意義可能也即在於它的神聖性。古人祭天、祭地、祭日月山川以及大海,視之為神,故均祀其神以供之。《史記·封禪書》:“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逑之屬,百有餘廟”,即指其事。

  四海神名,據 《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是:“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惟海神”。《大荒南經》:“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曰不廷胡餘”。《大荒西經》:“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名曰弇茲”。但後來所說海神又有不同,乃是《太公金匱》說的:“東海之神曰勾芒,南海之神曰祝融,西海之神曰蓐收,北海之神曰玄冥”。

  早期是四海海神,後來就說是四海龍王。這是受佛教的影響。佛教以龍為佛之護法,故艷稱龍王,如《華嚴經》說:“有無量諸大龍王,所謂毗樓博叉龍王,婆竭羅龍王,雲音妙幢龍王……如是等而為上首,其數無量,莫不勤力,興雲布雨,令諸眾生,熱惱消滅”。後來我們把這麼多龍王簡化為四海龍王了。

  其實祝融、勾芒蓐收玄冥及龍王等都只是個代表,代表海本身就是神聖的,就須奉祀。

  目前東海神廟位於山東萊州城西北,宋太祖開寶六年建。南海神廟又稱波羅廟,在廣州黃埔,韓愈有《南海神廣利王廟碑》。北海神廟全稱濟瀆北海廟,位於河南省濟源市。西海神廟則在青海湖。此外還有許多,如浙江海寧鹽官海神廟;秦皇島海神廟(始建於明初,在老龍頭西邊)。大沽海神廟(順治六年建)。

  但海的神聖義不僅止於此。它還有一些可稱為“海上神”的,神居海上,如普陀山的南海觀音就是。早期燕齊方士去海上三山,方壺、蓬瀛、圓嶠,神靈居之,亦屬此類。

  中國有兩個大神山體系,一在西北的崑崙山,一就在東海南海。海上的也稱為昆侖,如唐人小說《昆侖奴》講的就不是西北的胡人,而是南海爪哇一帶的小黑人。張籍詩《昆侖兒》:“昆侖家住海中洲,蠻客將來漢地遊”,即指此。吳萬震《南洲異物記》、竺芝《扶南記》。唐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諸書併有載。東方朔《十洲記》曰:“昆侖在西海之戌地,北海之亥地,去岸十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圍繞匝”,顯然也是在海上。越南南部湄公河口外也有島名昆侖,《島夷志略》《星槎勝覽》《鄭和航海圖》上都載有此島,島名當亦是華人所定,所依據的就是海上昆侖的傳說觀念。秦始皇、漢武帝求仙,主要即針對這個海上仙系,而非西去西域。秦皇漢武以後,海上神仙仍迭有新增,如觀音、麻姑、媽祖、八仙等等都是。

  早期的海上神,是本來就居住在海上的。後期的海上神,則可能如八仙,原先并不居海上,只是渡海;或如麻姑,本山供奉在江西的撫州,但亦常來東海觀海,故曾多次見到東海清淺、滄海桑田。

  還有一類,乃是人而因其對海洋事業有功遂被尊奉為神的,如伍子胥、媽祖即是。包括對海上神靈念念不忘的秦始皇,山東都還供之為神。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媽祖。

  海本身就神;神居海上;人能事海,故以為神,是三種不同的情況,但整體顯示了海的神聖性。人只要親近它,就都能獲得保佑、解脫或超越。故歷來人們或诣海上三山找長生不死藥;或泛海上普陀朝聖,求觀音菩薩隨聲救苦;或往祈天后宮,冀保平安。形式不一,原理相通:大海是生命的來源,真理的藏所、幸福的管鑰,通過它,人也可以獲得神聖性。

(二)

  所以這才衍生“入海求法”的行動。秦漢時期入海求藥,屬於這個行動的前期,求藥,也求仙方、求仙人。接著就是中期,渡海去印度求佛法。第三期則是近世的出洋留學潮,方今未已。

  相對的就是“真理從海上來”,伊斯蘭教、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亦大規模隨海舶以入中土。

  秦漢時期的入海求法活動,直接啟生了道教。許多人都以為道教就是老莊道家思想的發展,其實不是。許多道派均不奉老子,道教講莊子更要遲到唐代才開始。故道教之形成別有淵源,其中最重要的淵源即為海上這一脈。燕齊方士及漢代所謂方仙道,均屬此一脈絡;東漢之太平道、天師道即本此脈絡而形成為制度化宗教。陳寅恪先生論六朝道教時有一名文曰:天師道與濱海地域,講的就是這一脈絡。

  天師道,現今一般均指張道陵、張修、張魯在四川的傳承,可是漢代出於琅琊的《太平經》就有天師和天師道的說法,張角起事也自稱天師,連張道陵本來也是徐州一帶的人,後來才流寓蜀中,故可知天師道應有其早期濱海的淵源。爾後晉王羲之家族之奉道,可能亦正如陳先生所考定,是本於他們山東琅琊的傳統。這個傳統逕稱為天師道或有爭議,但道教起源,有此海上淵源是無疑的。

  佛教,則一般人都說漢明帝時傳入,可是《拾遺記》卷四載:燕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瓶,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惑之術,於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艷。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這名道人不是佛教徒,他能以神通變幻出十層塔及小人歌舞,當是古印度的“幻人”一類。此一記載即顯示了燕齊那時的海上方士可能還有海外淵源,或許有部分真自海外來,故有中原未見的方術、藥物、技倆,被人稱奇。

  另外,連雲港孔望山造像刻石,有學者考證謂是漢桓靈時的佛教雕刻,內容包括佛、菩薩弟子、力士、供養人以及釋迦牟尼佛本生本行故事,另也有道教崇拜內容。此說也頗為佛教由海上來張目。

  歷來主張佛教未必始由西域傳來者甚多,如梁啟超、日本鐮田茂雄都是。梁任公曰:“向來史家為漢朝求法所束縛,總以佛教先盛於北,謂自康僧會入吳,乃為江南佛教之始。其北方輸入所取途,則西域陸路也。以漢代與月氏,罽賓交通之跡考之,吾固不敢謂此方面之灌輸絕無影響,但舉要言之,則佛教之來非由陸路而由海,其最初根據不在京洛而在江淮”(佛教之初輸入)。我看過連雲港石刻,不敢說那一定就是漢代的東西,但我認同梁啟超的判斷。佛入中土,絕不止陸路一途,海路甚且有可能比陸路更早。但由海陸來,影響僅在濱海地區。中原皇家知道有佛,仍賴明帝一夢。故金人入夢、白馬西來,與海路另有佛緣並不矛盾。

  由印度到中國這條海運之路,那時也早已暢通,故此時佛教由海上傳來亦不成問題。這裡有個有趣的旁證或插曲可說。二OO八年二月十七,韓國成均館大學歷史系宣佈,已找出佛教起源的真相:原來釋迦牟尼是韓國人。原因是據考證古朝鮮人已能航行至印度孟加拉,所以孟加拉發現了大量西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的朝鮮風格器物。而釋迦牟尼是北印度人,不屬雅利安血統。他們考察尼泊爾釋迦族聚居遺址,認為其生活帶有明顯東亞色彩。原始佛經中也有古朝鮮字轉化的外來字,故推論釋迦牟尼具有韓國血統(朝鮮日報)。

  這種考證,當然只是一則笑話,但其立說之憑籍,正是海道早通之事實。朝鮮人由此海路去印度、尼泊爾播種誕育出了佛陀,雖不太可能;漢代中期印度僧人由此海道來華弘法,卻大有可能。何況《拾遺記》還記載了更早的燕昭王時期印度幻人早已到過中國了呢!

  佛教傳入中土以後,陸續來華者為三夷教(祅教、摩尼教、景教)。來華途徑,過去也與佛教相同,認為都由西域陸路來。但目前至少已可確定摩尼教也有海上傳來的。《閩書.方域志》載:“有呼錄法師者,來入福唐,授侶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可見唐末泉州已有摩尼教徒,其後流布到浙江安徽江西等處。宋方臘起事、元末朱元璋起事,均有此淵源,至今泉州仍有若干摩尼教遺址與文物,足以證明它由海上傳來的史實。

  景教為基督教之一支。這一支後來在中國衰亡了,但並不表示基督教在中國即無傳播。泉州發現過一方西蒙僧官墓碑,碑面右邊有兩行敘利亞字母拼寫的突厥語,左邊有兩行漢字云:“管領江南諸呼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巴、馬里哈昔牙。皇慶三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掃馬等泣血謹志。”表明墓主西蒙主要是一位基督教聶思脫里派教徒,亦即失里門,但他獲得朝廷賦予他兼管明教的權力。秦教,當指一切由大秦歐洲傳來之宗教,例如景教在唐代便稱為大秦景教。至於也里可溫,在元代亦泛指基督教徒。此碑足以證明當時泉州已有不少基督教徒,故政府設教區以為管理。

  明代以後,基督教大舉來華,海路漸漸取代了陸路,是大家都知道的,就不必多做介紹了。

  伊斯蘭教入華,和上述諸教相反。那些教都是海陸並進,但一般認為是先陸後海或陸主海從。伊斯蘭教卻相反,先只由海上來;元明以後才漸由陸路來,最後陸路似乎壓過了海路,與基督教正好相反。

(三)

  佛教、摩尼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之傳入,主要當然是神聖性的,想將他們認為是神聖性的教義福音宣揚於我,令我聞之解脫,超越塵俗。但聖與俗並不能截然兩分,海洋文化本身就同時蘊涵了這種雙重性:由海上來的,不只是福音或神靈,也是財富。

  早期僧人去南海求法,往往附商舶以行。由中國到印度這條航線,不但是佛教傳播之路,事實上也是一條珠寶和香料之路。

(3)-1

  當時歐洲人與亞洲交易的香料,主要是降真香、檀香、沉香、胡椒、檳榔、乳香、龍涎香等。功能還不是化妝,而是防腐和作調味品,其貴重程度只有黃金可以比擬。

  印尼群島的香料,被採集後,由穆斯林商人買下,運到麻六甲,沿印度海岸運到霍爾木茲或亞丁,再由埃及的駝隊穿越沙漠,運到尼羅河口,等候在這裡的威尼斯商人,再用商船將香料運過地中海。埃及每年由於香料過境而收取的稅收高達數十萬杜卡。於是在印度不到3杜卡的胡椒,在開羅漲到68杜卡。到了威尼斯,價格更是印度的50倍。那時一磅薑可以買一隻羊,一磅肉豆蔻相當於三隻羊或半頭牛,而珍貴胡椒通常是一顆顆地數著賣。人們可以用胡椒買田置業、作嫁妝、充當貨幣來交稅交租,還可用作對將士的獎賞。

  香料也勾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無窮想像,所有豪華、文雅和貴重的事物,都和印度、中國聯繫起來。這種想像也直接促動了他們對航海的探索。

  香料海舶來華,性質與去歐洲是不同的,主要做為養顏美容,如口脂、面脂、手膏、澡豆、香露、香粉等。此外就是真正的香料用,例如薰香、燒香、捻香等。種類包括檀香、龍腦香、乳香、沒藥、胡椒、丁香、沈香、木香、安息香、蘇合香等。貴族官宦有錢人家婦女、妓女們對香料的消費很多,唐人詩「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或「都中名姬楚蓮香者,國色無雙。時貴門子弟爭相詣之。蓮香每出處之間,則蜂蝶相隨,蓋慕其香也」之類記載,即指此。跟現代人用香水是一樣的。

(3)-2

  珠寶,則《梁書?海南諸國傳》總敘已說:丹丹國來獻方物數十種。丹丹國,似即今馬來吉蘭丹地,大通二年遣使奉牙像及塔各二軀,並獻火齊珠、吉貝、離香藥等。大同元年又遣使獻金銀、瑠璃、寶香、藥物等。可見那時中國人就有南洋多寶物的觀念,珍珠尤貴重,常做為貢品。《新唐書?師子國傳》曰:「師子國居西南海中,延袤二千餘里,有稜伽山多奇寳,以寶置洲上。……天寶初,王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瓔、象齒、白氎」,即其一例。

  後來,比南洋珠寶更神奇的是波斯的,唐代即有不少胡人識寶的傳說,如《廣異記》徑寸珠故事中的波斯胡人、南海大蟹故事中的波斯,《集異記》李勉故事中的波斯胡老,《獨異志》李灌故事中的病波斯等。有些故事主人公雖未必是波斯,但故事發生地卻是長安廣州等城市的波斯邸、波斯店,如《續玄怪錄》中的杜子春、《傳奇》中的崔煒、《逸史》中的盧李二生等等。

  相關的寶物甚多,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當數奇異的珍珠,如徑寸珠、陽燧珠等。這些珍珠往往價當百萬。如《廣異記》說:「近世有波斯胡人,至扶風逆旅,見方石在主人門外,盤桓數日,主人問其故,胡雲:我欲石擣帛。因以錢二千求買。主人得錢甚悅,以石與之。胡載石出,對眾剖得徑寸珠一枚。以刀破臂腋,藏其內,便還本國。隨船泛海,行十餘日,船忽欲沒。舟人知是海神求寶,乃遍索之,無寶與神,因欲溺胡。胡懼,剖腋取珠。舟人祝云:若求此珠,當有所領。海神便出一手,甚大多毛,捧珠而去。」

  這些珠價值百萬,甚至驚動海神,是真的嗎?是的,我國史籍中所記波斯國,正是以出產珍珠聞名。《魏書?西域傳》已說波斯國“多大真珠”,其王“飾以真珠寶物”,《周書》《隋書》也有相似記載。《舊唐書?西戎傳》且明確記錄了波斯國所獻方物中有珍珠:“自開元十年至天寶六載,凡十遣使來朝,並獻方物。九年四月,獻火毛繡舞筵、長毛秀舞筵、無孔真珠。大歷六年,遣使來朝,獻真珠等。” 由此可見,珍珠一直是波斯進獻的貢物。開元、天寶之時,統治波斯長達四百多年的薩珊王朝已為大食所滅,但有關波斯遣使朝貢的記載仍不絕于史,這些波斯使臣,半是亡國後仍活躍於絲路上的薩珊遺民。

  在波斯,珠寶業與香藥業、釀酒業一樣,屬於最古老的行業,其始祖可以追溯到神話傳說中的帝王賈姆希德(Jamshīd)。

  因伊朗高原西部的波斯灣,是著名的珍珠產地, 早期穆斯林地理文獻對此多有記載。成書於9-10世紀的《中國印度見聞錄》記載了巴林海岸的大珍珠,《世界境域志》(作於982年)則指出法爾斯(Fārs)“海中有一珍珠海岸”。法爾斯是波斯帝國的政治與文化中心。民間還認為珍珠是 “早春時節,雨滴降落,蚌從海底浮至水面承接雨滴,雨滴落入蚌心,於蚌腹中汲取天賜之精華,孕育成珠。”11世紀波斯詩人納賽爾?霍斯魯(Nāsir Khusraw Qubādiyānī, 1004-1088)的詩句“馥麝香囊本由血塊凝成,清水珍珠原是雨珠一滴” 就是這種認識的典型。而13世紀大詩人薩迪(Sa‘dī Shīrāzī, 1208-1291)所吟“我渴望像蚌貝一樣育出珍珠,只因你愛的雲朵在我口中灑下了雨滴”,更是借雨滴幻化成珍珠來表達愛情。

  他們還有為數眾多的珠寶著作。西元8-19世紀間,竟有三十幾部波斯-阿拉伯語鑒寶著作問世,其中成書時間較早、影響也最大的是花剌子模的比魯尼(Abū Rayhān Bīrūnī, 973~1048)《珠寶錄》( Al-Jamāhir fī-al-Javāhir)。14世紀以後,以《珠寶書》(Javāhir-nāma)命名的波斯珠寶著作更多,如Ghiyās al-Dīn Mansūr Dashtakī《蘇丹的珠寶書》(Javāhir-nāma-i Sultānī,1481)、Zīn al-Dīn Muhammad Jāmī《珠寶書》(Javāhir-nāma,15世紀)、Muhammad b. Ashraf Husaynī《吉祥珠寶書》(Javāhir-nāma-i Humāyūnī, 1528)、Shāh Mubārak b. Mubārakshāh Qazvīnī《珠寶書》(Javāhir-nāma, 16世紀)、Rashīd Abāsī《韻體珠寶書》( Javāhir-nāma-i Manzūm)等。

  相較之下,中國人欣賞珍珠,自古雖有驪龍珠、隋侯珠等說。但與印度波斯相比,實大為遜色。佛教傳入中土後,受佛經“摩尼寶珠”等故事的薰染,以寶珠為意象,描寫照夜珠、聚寶珠的傳說才越來越多,反映了印度佛教文化的深遠影響。而波斯的珍珠文化則主要表現在小說中。

  其他胡人識寶、賣寶故事還很多,如「波斯胡指破鼉龍殼」,見於淩濛初《拍案驚奇》者甚多,就不一一舉了。

(四)

  目前講海洋文化的朋友,習慣把這條航線稱為“海上絲路”。殊不知絲綢不是這條航線的重點,因唐代以後,繅絲製衣之秘已傳入西方,無需再由中國進口,故中國出口之大宗乃是茶與瓷。海上流入中土者,即為以上所說的香料與珠寶,再加上後來的白銀。如上所述。

  由於海上舶來大量白銀,所以中國富甲寰宇。中國又沒有什麽須向外國買,因此白銀也很少外流,國人花不完之餘,多以窖藏(乾隆五十八年致英王敕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論史者都批評說是自大、封閉、保守,其實乾隆皇帝講的只是當時的事實)。

  但這種形勢久而生變,變局起,中國遂衰矣。

  怎麼變呢?一是鴉片漸漸開始輸入中國。外國人發現中國人對歐西的那些土特產,除少數珍寶及香料外,幾乎都不感興趣,唯一例外,可能就是鴉片。嗜癮愈來愈重,海外輸入亦愈來愈多。林則徐之所以要禁煙,就是發現白銀因此大量流出國外,國開始窮、民開始弱。長此以往,再過幾十年,國家即無可用之銀,也無可用之兵。晚清局勢,正是如此。

  二是世界金融體系發生了變化。原先是銀本位制,十九世紀,因白銀採鑄業的勞動率不斷提高,白銀價值下降,金銀間的比價大幅波動,各國先後放棄了銀本位,改採金本位制。可是中國進入世界金融體系本來就是被動的,大量窖藏白銀的人根本沒想到有一天白銀會不是錢,政府也沒想到。所以十九世紀中葉世界各國紛紛放棄銀本位時,中國還是白銀帝國。直到一九三五年民國時期幣制改革時才廢用銀本位。白銀帝國,在銀子吃癟時當然也就同時吃癟了。情況正如以票號縱橫中國大江南北的晉商,在銀票不時興以後立刻便垮了。

  關於近代中國衰弱的原因,近百年來探索的人很多,但大多屬內視型,自艾自怨,在自己民族性上、傳統文化上、社會型態上找原因。如上文所舉海洋型大陸型文化之對比即是。其實此類觀點本身就屬內陸型的,未看到海洋經濟發展對中國貧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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