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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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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耕  

2011-05-01 08:37: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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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一些關於中國文化的胡說八道

龔鵬程

 

六、中國有什麽產業:農耕

  現在一般人對中國的印象其實仍是個大農村。農地占國土絕大部份,十三億人口中仍有八億農民。

  現在尚且如此,古代更是。因此一說文化,就說西方是商業文明,而中國是個農業文明。產業不同,精神便異,所以中國人鄉土觀念濃厚、不輕易離鄉,而且家族關係深厚,尊重家族中長幼倫理,家長族老的權威比較大……等等。

  有此想法的人很多,把中國和西方對比為農業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人也很多,即使唐君毅、錢穆都曾如此說過。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大熱鬧過一陣子的《河殤》,也是將中國形容為黃土農業的保守文明,希望能奔向「蔚藍色」的西方海洋文明,可見此種對比框架之流行。

  這其中,費孝通先生的講法最有理趣也最系統。他1945年寫《鄉土中國》,1948年又出版《鄉土重建》。據他的研究,中國農村與西洋社會形態不同。中國農村是一種并無具體目的、僅因大家在一起生長而發生的社會,可成為“有機的團結”,所以是一種“禮俗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民很少遷移移動,世代住在一塊土地上,附近全是生活在同一環境中的熟人與親戚,因此一切靠的不是法律,而是熟習所形成的禮俗。西洋社會則不然,它主要是一種爲了完成某任務而結合的社會,故須要契約、須要法律,屬於“機械的團結”,可稱為法理社會。

  順著這種對比區分,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農村社會是靠著禮俗來構成秩序的長老統治形態。強調人治,重視血緣與地緣關係,由血緣地緣之親疏遠近來構成人與人的親疏判斷。因此中國農村基本上是種“差序格局”,以自己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反之,西洋社會是法理社會,人群以某些任務而結合,形成一個個團體。團體即社會之單位,團體中人與團體外的人,分的很清楚,故為一種“團體格局”。

  他依此對比,把中國農村界定為一種“歷世不移”也“不變”的凝固型社會。因為農村人是扎著土地的,安土重遷。西方人就不會像中國這樣依鄉戀土。   

  費先生乃近代社會學宗師,其說法影響深遠,但,你以為他有什麽神妙嗎?不是的,不過挪用西方的論述模型而已。

  你看他的講法就知道:中國是凝固型社會、禮俗而非法律統治、長老人治等,均由孟德斯鳩、黑格爾來,只是被他結合到「有機/機械」「禮俗、契約」「差序格局/團體格局」「農業社會」「農業社會/工商業」等對比中區分罷了。

  而這個對比架構又從何而來呢?

  十九世紀西方的產業革命,造成了工業革命、新工業階級和新的勞工運動、機械運輸革命、新國民經濟政策及國家工商管理革命、民族擴張與新殖民時代之世界競爭等等巨大變動。而除了經濟轉型這一顯著轉變之外,社會與文化也在變。這種變,所形成的社會,有許多描述語辭予以界定,一般普遍使用的,則是「現代」一辭。

  對於所謂的現代社會,研究者或採列舉法,將現代社會中一般主要的結構及文化特色,視為「現代的」。例如說現代即是指工業化、都市化、普遍參與、高度的功能分化、高度的普遍的成就取向……等等。或採用理範研究法(Ideal-type Approach),以現代社會之典型結構、屬性和取向,作一社會形態分析。

  然而,特徵之列舉,究竟有哪些特徵屬於偶然因素而非本質特性,雖然不易辨明,但特徵項之提出,卻必須是建立在「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對比觀察上的。理範之建立,更是意含了有一個與現代社會對立的傳統社會存在。由此,遂無可避免地會形成一兩極性的理論樣式。

  這種兩極理論,基本上是思考歐洲從封建農業轉變到資本工業秩序這一問題,依「前與后」的模型,賦予前後兩期社會不同的價值尺度和詮釋說明。例如Toennies說的「社區」與「社會」、Durkheim說的「機械」與「有機」、Cooley說的「初級」與「次級」、Maine說的「地位」與「契約」、Redfield說的「鄉土」與「城市」、Becker說的「神聖的」與「世俗的」……等。「新與舊」「傳統與現代」「農業社會與工業社會」之類對比,亦常為論者使用。

  這類經過化約的雙元觀念(Dualistic Concepe),當然有很大的問題。因此後期的發展,便是在兩極之間,以「模式變項」或「轉型期」予以解釋,使傳統與現代不是二元靜態對立的,而是動態的連續體。但這種論述較晚才出現,約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才興起,早期都是兩極對比,費先生學到的就是這套方法。

  依兩極對比,農業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是社區型的,著重身份、地位,屬於有機的結合;新工業社會則是社會型的,著重能力、成就,屬於機械的結合。

  費先生把人家這一套用來描述西方古今社會變遷的框架,掉轉了一個方向,變成中西的。於是本來用以形容西方古代的情形就都成了中國的特徵。而讀者無知,讀之拍案驚奇,皆曰:「講得太對了、太好了,中國就是這樣!」費先生乃群尊之為大師焉!

  但讀者也不想想:西方古代不農耕嗎?中國古人不經商嗎?殷商民族就以商人為名,貿易南海之珠貝、西山之玉石,服牛乘馬、力致犀象。此後唐之廣州、宋之泉州,亦皆為世界第一大港。中國人之遠洋經貿,豈西人在十九世紀以前所能望其項背?把中國界定為農業文明,以與西方海洋文明相對比,不是笑煞人嗎?

  航海與商業,霍布森曾描述道:「中國最引人矚目的是船舶的發展,這包括它們的規模和數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國船排水量僅為400噸,與早得多的載重量超過3000噸的中國帆船相比,就相形見絀。而且,這種大型的中國平底帆船,具有很多創造性的特點——包括方形船體、船尾方向舵、縱帆和防水隔艙——所有這些後來都被歐洲人所吸收。船的數量不僅是中國航海革命的證明,而且也是中國商業經濟特徵的證明。在8世紀時,大約就有2000條船隻在長江上航行」「或許可以確切地說,中國人是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者,因為在近兩千年的時間裡,他們擁有遠比世界其他地區先進的船隻和航海技術。比較的結果是讓人窘迫的:當西方最終趕上他們的時候,也僅僅是以一種或另外的方式改良了他們的發明。歷史上大部份時期,在能想像到的每個方面,歐洲人使用的船隻與中國相比都相形見絀,甚至晚至1800年」(西方文明的東方起源,第三章)。

  中國古代農業之所以令西方人印象深刻,是因為技術好(中國在公元6世紀就差不多擁有了英國在18、19世紀農業革命相關的所有成就)。但並不能因而就誤以為中國只有農業,工商業不發達;更不能忽略中國在海上的活動。

  像宋代的商業就不僅高度發達,而且國家的稅收收入主要已來自商業部門。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的報告也證實了明代商人在從事商業活動時并不太受政府的約束。

   高度商業化另一有力證明,就是城鎮和大城市的崛起。由於資料不均衡,所以對城市人口規模的估計十分困難。估計宋代鄞縣的城市人口比例約為13%,涉縣是7%,丹徒縣高達37%。即使如此,城市化在中國不僅比歐洲更明顯,而且中國擁有當時世界上幾個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就約在150萬至500萬之間,遠非歐洲所能及。

  以上這些,應該都是常識與事實,可為什麼近代中國人就偏偏抹殺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實與常識,要費盡氣力,迂曲地挪用西方人解釋西方社會變遷的模型,來論證中國社會的落後性呢?我從不反對批評中國社會與文化,但連批評的話也抄別人的,豈不喪氣?至於費先生說中國社會是鄉土型不遷不變的,我《遊的精神文化史論》辨之已詳,就不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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