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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的部落格

文化在民間

 
 
 

日志

 
 
关于我

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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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新地圖  

2009-01-29 15:07: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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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丑新春,在台中度歲。年前剛出版了《六經皆文:經學史/文學史》,台灣學生書局,426頁;《中國文學史》上冊,里仁書局,501頁。很高興。希望今年這個牛年仍能筆耕不輟。

  

  開春要在台北書展演講,談談我的新書。相關訊息如下:

 

  中國文學史新地圖
  新書發表暨簽書會 活動快報
  時   間:2009年2月7日(六) 下午1:00~1:45
  地   點:第17屆台北國際書展展覽一館活動區I
         (於世貿廣場入口進入右手邊後側舞台)
  主辦單位:里仁書局(TEL:02-23218231)協辦單位:台北書展基金會

 

  我寫的文學史,頗與他人不同。舊曾在這個網誌上發表了序文,去年十月底回台參加《文訊雜誌》替我辦的座談會後,又略做了些修改,現在重發一次。陳國球兄幫我寫了一篇書評,也附於後,以供參考。


               中國文學史自序

 

  中國文學史,坊間已出版甚多,我不好勸諸君都不要看,但不妨略說一下我為何要來重寫它。

 

  中國文學史這樣的書,起於清末。因廢科舉、立學堂,改從西式教育,需要一批適應新式課堂講授的教材,故出現了各色文學史,後來再分化出各時段、各文類的文學史,以迄於今。

 

  最早的一本,或云為黃人於一九○四年在東吳大學講課時所編,或云為林傳甲在京師大學堂時所製。此後一百年間,教書的人又不斷編這樣的講義,以致同類之書越來越多。二○○四年北京大學與蘇州大學合辦的「中國文學史百年研究國際研討會」,統計說大陸出版的中國文學史已多達一六○○部,台灣香港的還未計入,可見其盛。據說每年還有十幾部正在編寫梓行中,伐木造紙,殆已毀了數十座森林云。

 

  然而一兩千部書到底品質如何?與會諸公異口同聲曰:「佳作寥寥!」看來成果是不太令人滿意的。

 

  當然,我相信沒有誰真正讀過這幾千部書。如此品評,不免一篙子打翻了一條船。那裡面,披沙撿金,必然也會有值得贊許之作。不過,依我有限的閱讀印象來看,這樣的評語,竟似亦頗中肯,果然是佳作寥寥呀!

 

  中國文學史的作者,不乏碩學之士,文采可觀者,亦復不鮮,可為什麼就寫不好呢?原因除了我在本書導論中談的各種問題外,此等書緣附於課程的先天因素便注定了它難以寫好。

 

  本來教科書就難寫:嚼飯餵人,既已淡乎寡味;粗陳梗概,遂愈覺水清而無魚。且安章宅篇,務求份量勻齊、面面俱到,更不能見心得,尤其無以見性情。故歷來佳作,沒幾本是由教科書來的。

 

 

  何況,中國文學史這門課的設置目的,其實兼有古典文學選讀或概論的性質。學員都是對中國文學史上諸事件與作品十分陌生的青年,因而要有一門課來大略介紹作家及文學現象,並以此為線索去稍微瀏覽各體文學作品。所謂「史」,不過是為了這樣的目標而搭的一個框架,史法史例史體當然也就談不上了。

 

  而一邊介紹作家生平,穿插軼事,一邊賞析作品,一邊講述歷史發展之規律,上起課來,花團錦簇,固然頗能受學生之歡迎,或可引領他們入文學的園圃。但寫成著作就顯得頭緒棼如、東拉西扯。學生由此入門以後,再回視其書,亦會覺得它淺陋可哂,不再具有繼續深入鑽研的價值。

 

  在此情況下,作者若欲借文學而明史觀,以具體文學事例去詮說那客觀歷史社會之發展規律,結果往往更糟。因文學史畢竟不是社會史或政治史,社會發展規律未必等於文學規律。文人又常熟於文事,未必兼擅史學,不足以討論史觀之然否。削足適履,勉為其難,終究是比附造作,無當於理的。

 

  我這本書,將來亦必成為教材,並將取代若干目前流行的教材,但寫作時不是依課堂講義方式寫的。故是一本獨立的文學之史,說明文學這門藝術在歷史上如何出現、如何完善、如何發展,其內部形成了哪些典範,又都存在哪些問題與爭論,包括歷代人的文學史觀念和譜系如何建構等等。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兼攝於其中。不依序介紹這個作家那個作家之生平及八卦,如錄鬼簿;也不抄撮這篇佳作那篇佳作,如馬二先生湖上選文。因此從性質上說,此書與歷來之中國文學史著作逈然不同。

 

  性質與結構既然不同,對於文學史事之理解、作者作品之掌握,當然也就都會有所差異。在這方面,我夾敘夾議,對於現今通行的文學史論述,頗有彈正。從前司馬遷作〈五帝本紀〉,嘗云:「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我這樣的寫法,也正有他那般的心情。雖然如此夾敘夾議會令文體不省淨、眉目不清飭,但考慮到著述仍有應匡謬正俗,或為讀者打開一點思考空間的功能,就也顧不得了。

 

  我主要批駁彈正的是什麼呢?

 

  晚清以來文學史寫作不佳的原因,除了它隸屬於現代教育體制中做為課程教科書的問題以外,我們還應注意到這個「現代教育體制」中的教材與課程本身也有其變遷。晚清,跟五四以後不同;五四至四○年代,跟一九四九年以後又不相同。

 

  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文學史之寫作,不但小說、戲曲、俗文學大舉納入,甚且還要強調文學出於民間。相較於以前,整個文學史論述更要顯示它是現代民族國家文學。認為我們對文學可以獲得確定的、本質性的整體掌握;而文學整體的動向,則是單向度、決定論式的進化歷程。如何進化呢?先進與落後、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動、新生與腐朽等一連串的二元對立等級觀念即構作了歷史的進化,例如魏晉的自覺,革新了漢儒的腐朽;明七子的復古又被公安派獨抒性靈所改革那樣,革命者代表了啟蒙的價值:理性、自覺、浪漫、個我主體等等。於是一部中國文學史的論述,就變成了對新時代國民意識教育之一環。

 

  可是這時的現代民族國家文學建構還未完備,更進一步國家文學化,是一九四九以後大陸的表現。文學史本身所具有的多向度解釋空間漸遭壓擠,正面典型愈遭歌頌,反面人物、作品、流派、活動愈遭貶抑。國家新權力之建立與維護、政治領域之實際鬥爭、國家意識形態之爭論,無不反映在文學史寫作或對文學史的解釋上。《水滸》《紅樓》的爭論,李白杜甫誰才站在人民這一邊、韓愈柳宗元誰是儒家誰是法家的辯難,均屬此類。以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來看,第一版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啟蒙型的產物,後來兩次改寫就顯示了國家文學建構的過程。

 

  正因為如此,故中國文學史須要再次改寫,是無庸置疑的。可惜近三十年來,新的中國文學史著雖出版不少,但均只是局部、枝節之變動或添補,對它做為民族國家文學之性質缺乏反省,不知新時代之文學史論述是該全面揚棄此一框架的。

由這個角度說,現在的中國文學史,其實又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因為基本上仍是胡適、劉大杰那一套。如今台灣各校採用的教本,也仍以劉書為主。重開天宇者,渺焉無人。

 

  現在,我要新立一個框架,我的做法又是什麼呢?

 

  很簡單,首先確定文學史不是音樂史、表演藝術史、思想史、社會史等等,而是說明文字書寫品如何美化成了藝術、成了文學文本;然後看歷代的人如何看待文學這件事、如何讓文學更符合他們心目中對文學美的要求;再則解釋文學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以見古今之變。

 

  這才是文學本性的研究,也才是文學之史。不像過去的文學史,老是要用文學材料來講社會發展史、意識鬥爭史、音樂戲劇說唱表演史、民族進化史等等,對文學的觀念與問題又都講不清楚。

  

  由於我的文學史立場不同於歷史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史學、新批評、結構主義、布拉格學派,大眾文化批評、接受美學等,撰史自亦逈異俗流。讀者久已習見了學府及坊肆各種通行的文學史著,乍看我這本完全不一樣的書,恐會因不習慣而生疑情,不知我這樣的寫法才是正途。故對本書的體例綱維,還要略做些說明:

 

  現在的文學史著,基本上是歷代名家名篇介紹,此乃應教學之需而設,本非史體;早期的文學史,如劉師培《中古文學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等也都不甄錄作品。更早,如《史記》論作家,雖曾抄錄不少代表作,但《史通》已批評其不妥。章學誠折衷之,謂當於史著之外另立「文徵」,一為史乘,一為文選,相為輔翼。本書即採此法,故會另編一部作品為主的參考資料,以供循讀或講貫。

 

  這樣做,還有一個理由,就是文學的主角,其實並不如一般人所以為的,是作家和作品,而是觀念。每個時代的文學觀不同,故其所謂之文學即不同,其所認定之作家、作品,乃至大作家、好作品也不一樣。

 

  某些文字書寫品,在這個時代根本沒人把它當成是文學,到了另一個時代卻可能截然不同。例如六朝有「文筆之辨」,就是為了區分什麼是文學。而當時不視為文學者,到唐宋卻成了文學的主要內容。小說,古常視為史書之一類,後來才把它看成是文學。駢文,在六朝時是文學,唐宋以後作家作品也仍然很多,但受古文史觀影響的論著卻恍如未見,完全不會去談它。八股制義,當時同樣名家輩出、佳作如林,可是五四運動以後誰把它們視為文學、寫入文學史著呢?凡此等等,均可見寫文學史若要通古今之變,首先就得究明這個文學觀的變化,說明不同時代人對什麼是文學、文學性為何、審美標準何在、誰才是大作家、什麼才算是好作品等,都有些什麼不同的見解。

 

  作家與作品是第二序的。它出現於文學觀之下,亦由文學觀所塑造。因此,我們不要天真地以為作家與作品都是現成在那兒的客觀存在著的。例如屈原杜甫的作品集,是漢宋人編成的;其生平,是漢宋人描述出來的。換言之,是漢宋人的詮釋,才形成了文學史上這樣的屈原杜甫及其作品。文學史上的人、事、物與原先那個人、事、物並不相等,不是同一個人、事、物。就像《左傳》《孟子》《莊子》雖皆為先秦古籍,但其文學史生命絕不起於先秦。它什麼時候變成為文學文本,文學史就該什麼時候才開始介紹它。因為,原先不是文學的東西忽然成了文學文本,本身正是一樁文學事件。

 

  文學史的開端,始自漢代,也是這個道理。在此之前,詩乃是「歌永言」的,文字雜在歌與言之間,亦即音樂與辭令之間,漢代才獨立為文字書寫品,再獨立為文學文本。文與樂分,亦與言分。

 

  分了以後,漸漸又有合的趨向,例如唐代燕樂歌曲既盛,所填之詞便有合樂之要求。可是合而又分,終究詞同於詩,後世論詞之所謂聲腔,實皆文字格律而已。文學史必須說明這類文字藝術與其他藝術分合互動的關係。但在詞還是曲辭的時候,文學史卻並不需對它太多著墨,那應放在音樂史裡去談。

 

  語言藝術、表演藝術,情況相同。說成相、說參請、說諢經、說一枝花話、彈詞、戲弄、合生、銀字兒、唱賺、演劇,都須變成了文學文本、出現了文學事件,才能成為文學史敘述的對象,否則都該納入語言藝術史表演藝術史中去處理。

 

  由此觀之,本書雖談了許多過去文學史著未談到的現象與問題,恢闊汗漫,若無涯涘,其實卻是極窄、極簡約的。時代由漢代講起,對象專注於文字藝術,談這門藝術如何興起、如何精進、如何變遷,又由哪些人哪些事促成了它的變化。在談最後這一部分時,當然會涉及文人團體、社會條件、文化因素,但此書非社會史,亦非文化史,所述僅及於文學觀念文學現象而止,要談的只是文學本身的發展(社會文文化史角度的討論,可另參讀我的《文化符號學》與《中國文人階層史論》)。而且只說大勢,並不處理個別人與事等小細節。

 

  這個文學本身的發展,自有其內在結構。線索之一,是文學藝術的技藝之巧,精益求精,確是不斷進步著。但雕飾太甚,物極則反,文勝之後往往代之以樸;若質樸太過,自然又趨於文,故文質代變,便是另一可注意之線索。再則就是上文所說,原先非文學的其他藝術,逐漸變成為文學,文學與樂、舞、戲、語、書、畫諸藝術的分合關係,亦甚值得關注。此外,「文」有廣狹數義,既指文字,又指文采,也指文化。歷史上,有些時候談文學時重在文字(如嚴羽形容他同時代人「以文字為詩」那樣),有時重在文采,有時又強調文學應具文化義,以達到「人文化成」的作用。這種文義廣狹間的動態關係,無疑也是該注意的線索。再者,文士是由士分化出來的,它與經術士、德行士、政事士之間,也有分合互動關係,直接關連著各朝代不同的文學觀念與創作表現,亦不可不知。

 

  以上這些線索,並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們具體地表現在我每一章節的敘次中。每一篇也都不是孤立的,前後有呼應或「別裁」「互著」之關係,例如說李商隱那一章,只講他與當時假擬代言戲謔風氣的關係,是因其體雜於齊梁、縟染於西崑、又得法於杜甫等等皆見於其他章節之故,敬祈留意。

  

  當然,文學史的寫法千變萬化,我獨行一路,豈能盡得其妙?又豈能禁止別人從別的路向來尋幽訪勝?如此寫來,也不過是新嘗試之一端而已,拋磚引玉,擁篲前驅,不敢不勉。

 

  回思我對文學史到底應如何研究、中國文學史應如何撰作,一九八四年以來即迭有詮析,幾於大聲疾呼矣。然學界於此,苟為因循,改善無多,頗令人感到絕望。二○○二年春,輔仁大學要開文學史研討會,我會前恰好路過香港,與陳國球兄見了一面,談起近百年令人喪氣的文學史寫作傳統,不免發了一通牢騷。在旅途中便又把這些牢騷寫成了論文,拿到會上去發表,流彈四射,聽者動容。里仁書局徐秀榮兄乃來找我,說既然老兄對以往的文學史都不滿意,現在大家也確實沒什麼新東西看,那為什麼不自己寫一本呢?我想想也對,當即準備動筆。但手上稿債如山,清了這個欠那個,一時忙不過來。且本以為多年蘊積,此等書,兩三下便可弄完了;誰知去年春天動起手,才發現作史不易,尤其是體例,頗費斟酌。近年我又旅泊四方,根本無書可以參看,談到的作家與作品,徒恃記憶,歷來寫史亦無如此冒險者。因而時作時輟,緩緩為之。如今經營泰半,自當先行付刻,就正於通人。其中若有些講得太簡略的地方,宜互見我之相關論文;文學前史,則可另詳我〈文學觀念的起源〉(收入一九九八年《年報》及二○○八年北大出版社《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二○○八年秋末,廬陵龔鵬程寫於台北北京旅中

 

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

讀龔鵬程《中國文學史》

陳國球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和香港幾位朋友,與北京陳平原等商議合辦一本討論文學史問題的學術刊物。當時就刊物的名稱有過一番討論。平原兄主張題作「文學史家」,我們則認為「文學史」比較恰當。兩種命名想法,除了關乎學術上的考量以外,還顯示出不同的體位處境和視野氣度。北京的朋友們有強烈的使命感,立意重修過去那些不完善的文學史,為開出學術新路傾力。香港這邊只想提問:文學史緣何而生?為誰而寫?我們需要文學史嗎?我們應如何讀文學史?

 

  八、九十年代是中港台學術圈對文學史問題產生濃厚興趣的時代;三地各自有其文脈語境,各自有一番因緣。當然,於今視昔,又或者在更廣濶的視域中可以見到某些共通基礎。

 

  有關文學史的思考,朋輩中龔鵬程兄可說是先導者。他早年寫文章檢討台港學院內極其盛行的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1983年),在《文學散步》講「文學的歷史」(1985年),已經表現出很清晰的問題意識。往後他有不少文學論文,討論主題或有廣狹之別,取徑都離不開文學史的思辨。年前聽到鵬程兄發意要寫一本文學史,心知一定別出手眼,與眾不同。現在我看到了上冊書稿,當然非常興奮。

讀龔鵬程這本文學史,最常遇到的是他對過往文學史論述的「批駁彈正」。例如說:「過去的研究者」不能把握《詩經》的性質,總是迷信歌謠起於民間(第一章);大部分的文學史著均沿用魯迅之說,以為「文學自覺」始於魏晉,「其實不然」(第四章);又如說:民國以來,文學史著多以西方的「浪漫主義」視魏晉文士文風,「殊不知」二者相去甚遠,「怎好相提並論?」(第十三章);「後人以當時〔東晉〕有清談言玄之風氣,牽率聯想到當時應該也有一批玄言詩,並不確切」(第十六章);「一般文學史及文學研究者」都喜歡說文人如鮑照等「如何吸收了民間樂曲,樂曲如何影響詩歌並促使齊梁聲律之興。這都是昧於大勢的」(第二一章);再如說「談文學史的人」,講到隋唐就精神大振,「腦袋充了血,便胡言亂語了起來」(第三三章);又特別申論「被遮蔽的駢文史」(第四九章)、「被扭曲的說唱史」(第五十章)等,對於不妥當的見解,作出批駁修繕。

 

  然而,若以為此書不外是常見文學史的拾遺補闕,又大謬不然。書中其實展現了龔鵬程卓爾的文學史觀:一是他對文學史如何被理解、應如何書寫的意識;再而是他對中國文學史發展的觀察和判斷。龔鵬程在序文中申明他寫的是「一本獨立的文學史」,而「文學的觀念史、創作史、批評史,兼攝於其中」。這綜攝的理念和書寫方法,就緣於他文學史觀,而不得不然。書中對此有耐心的解說,其言曰:

歷史本身若是甲,這些詮釋就是乙。不過因不同時代的人各有其詮釋,故乙也就不會只有一個,而是乙一、乙二、乙三……。所謂文學史,即是這些乙參差疊合,互相印證、互相辯駁、互相競爭、互相校訂、互相拆解之過程,它形塑著我們的文學史認知。……我們現在講文學史,就要一面抽絲剝繭,說明一個時代或作家在乙一、乙二、乙三……各詮釋體系中的形象是什麼;再借由它們彼此辯駁、相互校證,去試著還原歷史之甲可能是什麼;繼而更須以此去解釋歷史之甲如何透過詮析之乙一、乙二、乙三……,帶出了或影響出了後來丙一、丙二、丙三……的歷史。(第四九章)

 

  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到,此一文學史觀的樞紐在於「乙」──各種詮釋。由「乙」可以向上推「甲」──歷史本身,可以向下探「丙」──後世影響。承認「乙」多於一,不等於一種不分是非的虛無相對主義。事實上多種的「乙」,並不是平面並列的選項,「乙」既有共時的互動與抗衡,也有歷時的積累或變奏;而隱隱然浮現的「甲」,既是各種「乙」的作用對象,又是所有「乙」的效用制約。龔鵬程對過去文學史的諸多批判,如果沒有了「甲」之「還原」的信心,則其意義就減低了許多。我在閱讀龔著文學史時,「甲」之鮮活生猛,如在目前。讀文學史至此,夫復何求?

 

  當然,文學史的「還原」,與一般歷史的「還原」,性質不盡相同。因為文學史上的「甲」,不是一件可以準確描敘的實物實事。我同意韋曼(RobertWeimann)的講法,文學既是產物(product),也是生產者(producer);文學是一個作用場,過去、現在、將來都為之席捲;因而文學史也應該兼苞而綜理。從這個角度看龔著,對其論述宗旨和論述對象的取捨,就會有更深的體會。

 

  從表面看來,本書的論述範圍和一般文學史著沒有兩樣,都是從《詩經》、《楚辭》開始,順流而下。然而,細觀之,是書的起點其實不是先秦,而是漢代。論《詩經》不以復原其樂歌的原型為目標,而偏重其作為「文辭式的詩篇總集」,因為漢代今古文家「都是由文字性的詩篇來把握這部經典」;由此又可推見漢代「詩」與「樂府」之不同,「古詩」是「詩的傳統中」的「真正起點」(第一章)。論《楚辭》,焦點在於其為「漢人所編,其中且大多為漢人所作」,以為屈原的文學史形象,其實是「建構」、是「錯覺」;「到底是屈原的身世遭際令他們〔漢代士人〕興感,抑或時代集體意識投射於此一人物身上,並創造出了如此這般的屈原」,實在「不能遽斷」(第二章)。這個選擇的基礎,正是本書的宗旨所在:「中國文學史」應以「文學」──文字之藝術──為中心對象;中國文學史有「文字、文學、文化」一體性之結構。本書要復原的「歷史之甲」,就是此一「文學」結構,於是關注點乃放在「文籍化」、「文學化」、「文學勢力的擴大」、「文人階層之發展」、「文學經驗的開拓」、「文學技藝的強化」等等現象。

 

  本書有不少看來非常新穎的論點,究之亦是這個定義下的「文學」的追跡。如論《史記》和《漢書》的文學意義,不僅指出其本身就是文學作品,指出二史對文章之士的重視──這已是一般的文學史常識了,更有意思的是視《史》、《漢》為「文選」,謂其輯錄大量非經世致用而文辭爛然之作,具體顯示了時人「文章不朽」的觀念;所謂「文的自覺」,實始於用心在「操作文字活動」的漢代,而非如魯迅所說的「為藝術而藝術」的魏晉(第四章)。又如論「擬古」、「擬代」,一反世人批判「為文造情」的主張,而認為「擬古」是「作者對於文學傳統的認知與參與」,由此又「確立了文類及風格的特徵,表現了詩文辨體的意識」(第十四章);尤有進者,「擬古」更可以是一種「批評意識」的體現,成為「詩創作與詩評論完美的結合」(第二六章);至於「擬代」之「假擬代言」,確是「因文造情」,然而「虛構」卻是「文學本質」,不應以「抒情言志」的傳統作規範(第二十章、第四六章)。

 

  為中國文學貼上「抒情傳統」的標籤,雖然是現代學者所為,然而傳統的文學論述,卻也的確展現出以「抒情言志」為尚的傾向。今天析論中國文學史,實在不能繞過這個問題。本書不單沒有迴避,更多次回應此說,謂:「近人講文學史,拿一套抒情史觀瞎糊弄」(第十五章)。書中舉例說:詩歌上之「擬代揣摩」、「俳諧戲謔」,有如唐傳奇之「作意好奇,盡設幻語」,可同歸類於「緣情言志」以外的「敘述傳統」,若「納入抒情傳統的解釋模型中來」,反會「附會遭際,穿鑿以求解」(第四六章);而詩之說理、議論、「以詩為史」,由東晉玄言詩風,到杜甫、韓愈,以至宋、明末清初、晚清等不同階段,顯現出「一種不同於抒情美學的典範」在滋長(第十七章、第四一章);再如宮體詩,因在「言志緣情」系統之外而屢得惡評,事實上是延續了謝靈運以山水詩開發詩人感官經驗之途,這種「聲色大開」,是文學史上「絕大的貢獻」(第二七章)。由這些實際的論例,促使我們不得不思考以「抒情傳統論」解釋中國文學史的不能圓足之處。然而,正如龔著所見,「歷史在斷裂中仍有沿續」(第十七章),宋詩雖重敘事與議論,但「仍要肯定魏晉那種抒情美感的表達方式,不以序事傾盡為工」(第四二章)。換句話說,抒情論述的支配力,似乎無處不在;無論正面還是反面,其影響都不容忽視。

 

  要書寫這些繁富和複雜的現象,就不是一般文學史著那種「簡單明瞭的敘述法」──作時段分期、列代表作家作品,再頌揚一番──所能勝任的(第四九章)。只有像龔鵬程對文學史現象及其書寫具備如此清醒的意識,才能瞻前顧後,取之左右逢其原,使得他的文學史如此與眾不同。他在序文說:這本書「將來亦必成為教材,並將取代若干目前流行之教材」;這一點我毫不懷疑,我也會建議我的學生、我的同行朋友列之為「必讀」。依我一貫對文學史書寫的思考,我更會進一步猜想:鵬程兄會以為他對中國文學史的理解,屬於他所界定的「甲」、「乙」、「丙」中的哪一個層次?有沒有一個「丁」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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