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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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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與訪談  

2008-03-04 08:11:3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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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省为进路
——读龚鹏程教授《近代思潮与人物》


尤小立


  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研究处于“建设”阶段时,必要的反省环节容易被省略。研究者之间,仿佛只有急迫地勇往直前,却没有顾及驻足回望。这很可能使现有的研究面临潜在的危机。说起来,对研究工作的反省也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表层的,即对一般性的研究(如炒冷饭式的重复性研究、假问题的研究等)的批评,另一个层面则是深层的,即对研究本身,包括“元问题”的再思。近来在大陆出版的《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华书局200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仅注页码)一书中,台北龚鹏程教授对当下海峡两岸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尽管不时有对一般性研究直截了当地批评,但所关注的实质上仍是研究本身的实实在在的推进。

 

  在国内,中国近代史教材和通论的简明化、清晰性,容易让人产生耳熟能详的错觉。我读大学时,就没选近代以来的历史做毕业论文的题目,原因是前辈们对之颇有微辞,嫌近代的历史与现实靠得过近,所选的课题也被先行者一网打尽,仿佛无甚新意,亦无法落实。这一点,在《近代思潮与人物》中则完全不同。私以为,作者用“晦暗不明”、“难以掌握”和“复杂变异”三个词来形容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学史并非是想取得“效果”,而确是经验之谈。至若龚先生极而言之,以为近代思想史、文学史根本就是“尚未学术化的领域”(第27页),则可能是忧愤之词,不可完全从字面上理解。

 

  其实,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往往在于其吊诡和非齐整化。以往对近代中国史的认知,尽管已有较大的变化,但基本是在一个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描述和解读。这种诠释方式的代价便是将丰富的历史变得单一、古板,缺少历史所应有的“人气”。而作为历史上的人以及人之思想的复杂性通常是由其多面性来体现的。如人们所熟知的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从现代化的模式或“冲击——反应”模式上看,必定是“改良思想家”无疑。然而,就是这位“改良思想家”在其主观诉求上,却以忠君、承古为己任。所以,作者说魏源之论变法,“重点不在‘革’而在‘因’”(第11页)。黄公度(遵宪)作为驻日公使,曾有《日本国志》问世,并且“我手写我心”,实践“诗界革命”,被看作开放一路的代表也是必然,但他在价值上“根本不认为西学胜于中土圣贤之教”(第13页)却少有人注意。

 

  历史的吊诡更是历史的现象之一。近代中国的白话文运动,肇始于19世纪末,梁启超所起的作用是人们常提及的,任公之“新民体”“笔锋常带情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不仅让同时代青年感觉“别有一种魔力”(均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今天看来,仍可称文思兼备。但作者发现,晚清白话文运动中,文体艰深古奥之章太炎、刘师培者,“在文宣工作上,显然还胜过文体浅易的梁启超新民丛报风格”(第93-94页)。晚清时期,艰深的古文之所以获得青睐,且有传播价值,是由于“当时很多人写信都用篆字,玩古董,赏古碑、论古学,也是一般知识人普遍的生活方式”(第110页),而知识人在彼时社会所起的作用,亦无需多言。随后“太炎门生”的承继以及在精神上的发扬光大,也多少让艰深古奥如章太炎的思想得到“普及”,但“文”的意味仍是五四文学的主要特征。

 

  近代中国的西化,其实也未见得是一味地向西,就内在的思想取向上看,知识人在体用道器整合中西失败后,“一方面寻求修古以更新之道,一方面则通过溯求往古及采汲传统中的非主流因素等办法,批判传统,以致新变”(第114页)。而“在中国历史中,溯求往古及援采非主流因素来达成文化变革,是最常见的模式”(第107页)。然而,这种以西学强化传统,改革民族文化的生命的方式,最后却异化成绝对的,“为了吸收西学,即必须放弃民族文化”(第107页)。

 

  反省近代中国的理性主义,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兴起后的一种趋势,作者也多少受此影响。书中对理性与非理性、传统与现代、中与西的关系的论述不乏独到之处,但在讨论胡适的理性问题时,也有些责之过苛。胡适虽然是现代理性的推崇者,但他的“拿证据来”对矫正国人的“差不多主义”还是有相当的作用。从具体语境看,胡适对科学常识和科学方法的重视,也主要是针对性的需要,而非一定要建构颠扑不破的理论体系。因为深得杜威实验主义的胡适,也同样对体系的惟一性、不变性表示出怀疑。

 

  对中国近代史及其研究的整体性的反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一种态度,没有新观念和新态度的支撑,要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几无可能,《近代思潮与人物》一书最强调的也正是这一点。龚先生说,操作技术固然重要,“但重点是大家得先换换脑子”(第29页)。


  《近代思潮与人物》,龚鹏程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刊《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11月16日)

 

 

 

文化经典离我们并不远

台湾学者龚鹏程畅谈“向古人借智慧”

 

  真正的读书人从来不会拒绝阅读经典,而总是选择在纷繁复杂的阅读视野中紧紧追随经典的脚步。当然,读这些书,绝对不是出于消遣或实用,而是出于心智生活的需要。近日,有关阅读本身的著作成为图书出版界的亮点,其中译作《阅读莎士比亚》、博览群书杂志选编的《读书的艺术》、作家韩少功的《阅读的年轮———米兰·昆德拉之轻及其他》等书,都如同温馨的烛火引导着读者的视线,让我们向大师走得更近。

  这其中,台湾著名学者、教育家龚鹏程先生所著的《向古人借智慧——如何阅读中国文化经典》则系统地推荐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丛书,并分别从思想、文学、宗教、生活、人生哲学、艺术六个方面来进行个性化的解读,他的书突破了国内现有同类图书中,选题多半集中在思想方面的单一局面,也一反常规图书推荐的教条面孔,而是用一种深入浅出的生动文本向读者推荐了31本中国古代的经典读本。

  作为一位乐于传述经典意义、鼓吹经典教育的学者,龚鹏程在台湾似乎成了有关经典的代言人。据他介绍,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是依据16年前他在台湾一家电台做读书节目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对于阅读经典究竟可以给现代生活带来什么作用,经典与现代生活到底有多远的问题,他又有了新的思考。

 记者:近年来有关倡导阅读经典的声音不绝于耳,有的出版社还聘请专家联合推出《青少年必读书手册》这样的书。而在上世纪早期,曾经有媒体请鲁迅、胡适、梁启超等给青少年开“最低国学书目”名单,当时鲁迅交了白卷,在他看来,中国人最好不要读中国书,而其他人开出的所谓最低国学书目要么太难,要么不太贴切。在这本书中您也列出了31本古代经典读本,请问您是怎么考虑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龚鹏程:首先,我不赞成必读书目的提法,它会给人造成心理压力,好像有什么东西让你非吃不可,而不管别人能不能消化。我选择的这些书首先是不难,都是大家容易掌握的,而且这些书有不同的知识类型,涵盖了古典文化的不同内容。此外,我选择的很多书很有趣味,如《茶经》和《觞政》,它们一个是讲茶,一个是谈酒,分别代表了两种可以互相呼应的文化。在艺术篇中,我还选了《书谱》、《画谱》、《园冶》等,也都很好读。

  过去谈经典谈得太硬,好像经典都是难啃的骨头。我认为这是误区。在我的书中,《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入选。拿《史记》来说,最重要的部分是其中的“表”和“志”,但这些东西对于读者来说很难,人们感兴趣的就是其中的几个人物列传,而这又不是读《史记》的好方法,会走到简单的路数上,所以,这样的大书我没有选。

  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差异并不大,只是精练的语言和啰嗦的语言的区别

  记者:据我们了解,很多人对于阅读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有心理上的畏惧,面对那些文言文,首先感到的是语文知识上的准备不足,文言文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太艰深了,因而,人们总是在印象中把艰难和经典联系在一起。

  龚鹏程:其实,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差异并不大,只是精练的语言和啰嗦的语言的区别,所谓的翻译就是把这种精细的语言变得累赘和复杂。我们习惯上喜欢把古代与现代典型化,包括语言,实际上古书读起来没有这么难。对于民族文化的一些基本典籍,应当大体浏览,掌握一些基本知识,但对其中几本进行深入的研读也是不可缺的。

  经典起码不是资讯垃圾,不管是它的文字本身,还是通过文字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以及对生命的感受,这对现代人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

 记者:修订词典的人会有一个感觉,如果莎士比亚活到现在的话,他应该算是半个文盲,因为整个英语里面可用的词汇大约有四五万个,可莎士比亚懂得的词汇大约只有二万个。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接受的资讯比古人不知道多了多少,很容易会觉得读古书没有什么价值。那么,在您看来,读文化经典对现实生活能有什么实际作用?

  龚鹏程:在我们这个资讯发达的社会里,充斥我们视觉的大多是资讯垃圾,一个人每天都要接受许多广告的“攻击”。在报纸的广告和新闻中,很多信息都被人遗忘掉,或故意忽略掉了,更有一些因太庞杂而不可能去看,在这种情况下就养成了现代人对知识的冷漠和麻木。并且,这些资讯通常以一种简单、重复的方式呈现,这样,人们不再有耐心去思考。长久下来,整个社会的思考能力会降低,感受力粗糙化。这是现代社会的危机。

  经典起码不是资讯垃圾,不管是它的文字本身,还是通过文字所传达的思想观念,以及对生命的感受,这对现代人来说都是很有帮助的,远比接受庞大的资讯垃圾要有益处得多,这是现代人应该看经典的一个重要理由。

 记者:现代人有接触经典的必要,可是我们从经典中能够得到什么,您主张的“向古人借智慧”该怎样理解?

 龚鹏程:现代人的书不用强调,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同质性导致同一个时代的思想不会相差太远。古人的书在很多方面与我们不同,尤其是在思维方式和观点上,但我们刚好可以通过反观古人来扩大视野并反思自己,并接触一些平时无法想像到的问题。

  向古人借智慧并不一定要机械地、盲目地学习古人,经典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路。比如管子的奢糜论,他主张通过刺激消费来鼓励生产,用消费来带动生产,这和许多提倡节俭的主张很不相同,但和资本主义的一些经济学思想有相近之处。

  在我看来,真正的人文精神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中。

  记者:在目前大陆的教育界中,很多人都在呼吁要补“人文精神”的课,近年来也推出了不少的“人文读本”,但我们发现这些读本的内容大多是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而您提倡“读古书”,与这种呼吁有没有矛盾?

  龚鹏程:其实,在我看来,真正的人文精神体现在中国古代的文化经典中。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前,整个中世纪是由神学统治的,是反人道的。经过文艺复兴后,西方才开始重视“人文精神”,但直到现在,西方仍然过分强调物质享乐,这造成了“人的异化”,人与自然的不和谐。这些都是与“人文精神”背道而驰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是一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文精神”。在《老子》、《论语》等经典中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文精神的内涵。


   进行传统经典的教育时,很多人明明知道那是糖,可是在吃之前,总是要想为什么要吃,好不好吃,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其实,你吃就是了!


  记者:我们都有一种感觉,台湾的国学教育开展得非常好,而且台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有独到之处,这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台湾著名女作家琼瑶小说中俯拾皆是的古典诗词,还是周杰伦所唱的流行歌曲《东风破》中传达出的古典韵味,也都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作为一个教育家,请谈谈台湾在传统经典方面的教育是如何进行的?


  龚鹏程:首先,台湾很幸运没有经历过“十年文革”,传统的线没有断,同时,出版业很发达,很多很偏的古典小说、传统典籍都有人印刷,而像《易经》、《唐诗三百首》等书不知印刷了多少版,但总是有人买。


 此外,在教学体系当中,高中的国文课本65%以上都是文言文,这还不包括诗词,而且,老师也很喜欢教授文言文,他们在讲的时候可以把那些历史、地理、文化等知识综合起来,学生并不感到枯燥。高中生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全部是《四书》的内容,以《论语》、《孟子》为主,《大学》、《中庸》为辅,这些都是拿学分的课程。而在大学的中文系,传统的东西学得多。


  进行传统经典的教育时,很多人明明知道那是糖,可是在吃之前,总是要想为什么要吃,好不好吃,吃了对身体有什么好处,其实,你吃就是了!我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做客座教授讲传统经典的选修课,很多学生很喜欢听,这并不是因为我讲得精彩,而是它本身就很精采。

 

(中国青年报/2005-03-27/桂杰 肖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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