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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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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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鍖楅瓘閬撴暀  

2008-03-12 16:42: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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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初在台灣辦了書法展,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兄看了,覺得也該在澳門辦一場,乃安排了三月十七號起,在澳門教科文中心展到三十日。昨由北京將裱好的字扛到澳門。但托運以後,竟支離破碎,箱也破了、包也散了,字軸散亂,還有整根木軸都被打斷的。從前,我還真不知道機場所謂貴重物品保存原來是如此保存法,此番大開眼界,自是目瞪口呆。無奈收拾之後,才匆匆趕到珠海。
 
  不過,不愉快的事不必多說。旅中寫了一篇文章,貼在後頭。大家看著玩吧!

 

 

 

張澤珣《北魏道教造像碑研究》序

 

龔鵬程

 

  對於石刻史料的重視,是清代學術的特點之一,但主要成就只在文獻目錄式的收集、著錄、整理上。民國以後,才有比較多的內容研究。可是看看湯用彤所說:「若能搜齊其文,研求其造之性質,如彌勒彌陀等崇拜、年代上及地域上之分布等,則於北朝宗教之了解必不小也」(漢魏兩晉南北朝史,北魏造像),便知此事仍是期待多於實際研究所得。 

湯先生談的是北朝的造像。這批造像,在湯先生以後,陸續有了些人關注,但絕大多數僅限於做佛教的研究,知道那與道教有關者便極少,更不要說是研究了。僅有的一些,大部分亦僅是著錄、附圖、論其形制、考察題名者姓氏居里、並做文字校釋而已,屬於基礎研究。真正對這批材料的性質及內容展開具體分析的,恐怕就是張澤珣這本書了。

 

  這是研究性質的殊勝。其次,張澤珣對今存造像碑四十六通,幾乎一一親臨所藏地,摩挲考案。對資料掌握之齊、聞見之真,自然也度越前輩。對碑文內容、形制、區域分布、題名供養的組織形式之分類、紀年的甄錄均最為詳備精審。

這都是本書主要的優點。因為看這些優點,它在道教研究上自然就能提供給我們許多新的思考。讓我舉一個碑為例。

 

  過去,陳寅恪先生曾推測寇謙之家族是由漢中遷到馮翊的老天師道徒。今考正始二年〈馮神育道教造像碑〉,題名即有「萬年縣寇文安」,正可證明寇氏一族確是奉道的。

 

  自正始二年至神龜年間,馮翊萬年共有三通道教碑。但除這個碑之外,另兩通都是雙教碑,表示造碑者兼有佛道信仰,而寇氏家族則不然。對於寇謙之在北魏左武帝「滅佛」行動中的立場及作用,學界尚無十論,但寇氏家族奉道而不信佛,此碑至少可提供個輔證。

 

  又如道教「三洞」的概念,是劉宋時期才確定的,陸修靜於泰始七年(471)才編成《三洞經書目錄》上呈宋明帝。可是我們看〈馮神育碑〉,一個碑中就出現四位「三洞法師」參與造像活動。可見以三洞來概括道教上清、靈寶、三皇文諸派的觀念,及建立經籙授受之體系,若不是十分迅速便流傳到了北方;就是東晉末期出現模糊的三洞概念後,南方固然有陸修靜等人之完善化定型化,北方可能同時也在發展這個概念。

 

  單一通〈馮神育碑〉就可以讓我們想到這麼多事,張澤珣鉤稽考索了四十六碑,可以替道教研究打開多少新視域及思考空間啊!

 

  例如她講的這批造像碑,年代是北魏,西元424年至534。這段期間正是北魏大興道法,皇帝都要登壇受籙的時代。太武帝423年即位,424年左右即「崇奉天師,顯揚新法」,438年便詔罷沙門,以致出現佛教界所稱的「三武之禍」的第一禍。太武之後,孝文等雖佞佛,但一樣登壇受籙,而且朝臣上疏反佛者甚多,如宣武時的陽固、裴延雋,孝明時的張普惠,孝莊時的李崇、李瑒等均是,顯見佛道相爭仍極激烈。可是,從造像碑上看到的,完全不同於這幅景象。官文書及知識分子議論,會較重視意識型態的爭論;佛道教團的爭衡,也涉及利益之爭奪,可是民眾信仰的實際狀況卻頗有佛道兼融的態勢,「雙教碑」十分普遍。這是過去道教史佛教史研究所沒法注意到的。過去我們都以為佛道混雜式的民間通俗信仰要到宋代以後才漸盛,於今看來,頗為不然。

 

  另外,從雙教碑中也可以看到當時信徒是把佛教視為道教一支或同類來信仰的,過去學界對南北朝期間的佛道關係,不無偏袒佛教之嫌,動輒說道教模仿佛教製造經典、仿佛教辦儀式、模仿佛教刻石造像,教義也抄襲自佛教;又張大佛教在社會上的勢力及影響,好像道教除了依附帝王勢力以資對抗外,民間普遍都是信佛的。以這些碑文考之,亦殊不謂然。

 

  以上這些,張澤珣都有很好的闡發,值得讀者細看。以下則就我管見所及,再補充幾點。

   

  由碑文上,可看到北魏雍州還有許多如寇氏一般世奉天師道的豪族,印證了《三國志.魏志》說張魯降魏之後,其道民被遷徙到雍州的記載。這批遷徙來的道民,從碑文上看,信仰與組織形式都保留了下來,張澤珣並舉了《大道家人之戒》等文獻來說明這一點。這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張魯在漢中的政權乃是政教合一的,敗降之後,徙入關中,教團組織形式上即或能維持,其道治、道署、男女官的政治性質絕不可能沿續。在缺乏政治性統轄力之後,做為教區佈教所的道署道治自然也就會出現《大道家令戒》所說:「諸職各各自置,置不復由五氣、真氣,領神選舉」的情況。寇謙之之所以會倡議改革,打出新天師道的旗號,殆亦由於此。

也正因為如此,寇謙之的新天師道運動,看來便是想恢復那種天師道原有的政教合一型態,皇帝即是道君,國民即是教民。本來教民既要向國家納租米錢稅,又要交給教區道署,現在也劃一只交給政權了。

 

  澤珣發現北魏這些造像碑中,教徒不但替自己及家人祈福佑,也替皇帝和國家祈福,原理其實正在這兒。從南朝流行的上清或丹鼎服食道風來看,我們會覺得道教徒好像只是「求一己之福」的,可是從太平道、天師道等老傳統看,治身與治國須是合而為一,道眾求福佑,原本也就是企望國治太平的。

 

  換言之,北魏道教造像碑顯示的,未必是新趨勢,反而是因重回政教合一型態而表現出來的現象。歷來研究寇謙之「清整道教」的行動,均未注意及此,但利用這批碑刻造像,卻可讓我們明白當時奉教者心態上確實不只關心著個人與家族,還期望政權鞏固,皇帝康強。

 

  那時許多碑上又都提到了彌勒信仰,動不動就寄望將來「龍華三會」時自己或家人能獲庇佑。彌勒這種未來佛信仰,之所以能在這批道教徒中廣獲接納,佛教學者當別有考據,我則認為即是與天師道太平道宣傳未來會有太平金闕帝君降臨、開啟太平盛世有關。寇謙之復興道教,既走回政教合一的型態,自然也就要宣揚此說,慫恿魏太武帝把年號改為太平真君,正呼應著這個說法。

 

  這是從寇謙之家世與天師道之淵源這一面說的。可是由〈馮神育碑〉來看,北魏新天師道也有不少舊天師道以外的東西。例如四位三洞法師,即表明其時經籙授受體系深受靈寶道的影響。當時之齋法,張澤珣主要從天師道的齋法傳統去解釋,我則以為那裡面頗含有靈寶的成分。天師道是信仰北斗的,齋法齋期多與拜斗有關,可是當時齋期雖循舊例,碑文上卻極少有關北斗信仰的內容,倒是充滿了解除七世父母之苦的說法,這都是靈寶《度人經》一類普度思思使然。至於《魏書.釋老志》云太上老君「授謙之服氣導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這種近於上清道之修練方法,在碑文中倒是看不出有什麼跡象。

 

   澤珣為天津泥人張之後,藝林伐山,本諸家學。邇來精益求精,上考南北朝佛道石刻造像,以博其藝。此書即其博士論文。我很慚愧,不能從藝術上討論其書,且旅中亦無資料可供查對,故僅就一二道教史問題略為申說如上。謹以為序。

戊子春日,序於廣州澳門珠海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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