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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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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介民評《國學入門》  

2008-01-06 11:06: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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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启蒙者的沉思和漫步

——评龚鹏程的《国学入门》[1] 

广州大学   刘介民

 

   国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和发展的智慧结晶,国学经典是中国文化的代表。阅读、了解、走进经典,对于掌握人生真谛、升华个人气质,均会有很大的帮助。但很通俗地解释国学的文化含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年8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龚鹏程先生的《国学入门》(下称龚著)以其谨严求实的国学大师笔法和鲜明的学术个性,受到学术界和广大国学爱好者的关注。

 

   与此前的国学入门著作比较,龚著的言简意赅性和对科学学理性的探求,特别值得称道。试想,如果我们的心灵中没有诗意,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历史,我们的思考中没有哲理,我们的生活将成为什么样子?“什么是国学?”“国学究竟有什么用?”这些在大众之中存在的国学疑问,在龚的《国学入门》中可以得到清晰的答案。

 

   龚著鲜明地表现出国学研究的理性自觉,标志着国学研究的新阶段。从这一视角出发,我认为龚著的国学研究的特点表现在:研究视角,学术命题,学理阐释,学术境界等方面。

 

一、独特的研究视角

 

   国学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如何选择独特的研究视角、形成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国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龚鹏程认为:把国学视为整体历史文化研究,范围毕竟太大了。“国学也者,主要是史学,但又往往包涉太广,因此范围辽阔、义界不明。”[1]7龚著把他的国学研究定位为:“重新将专业壁垒打通了来教来学”,[1]11认为研治国学,是对学术忠诚的一种表现,要针对中国学问的特性来予以开发。著者从广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一个世纪的国学研究,敏锐地发现:那些不知学问为何物的妄人,故步自封,对中国学问根本未尝究心,却不断发出质疑。作者慨叹 “不幸近百年来之学风,趋新骛外,国学颇遭鄙弃;为学又贵专业,而不知天地之大美,学术之全体大用。以至一种宽易博大的治学之道,反而甚为寂寥。”[1]VI这种对当下国学研究的评价,可以说切入的视角是独特的。

 

   龚鹏程在他的“自序”中说:“我自己对于做学问,有个基本看法,那就是什么都该由国学传统中发展出来。故国学非一门专业、一门科目,而是各种学问之土壤。”[1]V认为学习国学关键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掌握中国学问之大纲大本”。他认为国学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视角,研究精神文化的学问。他在第十四章余论中特别谈到“治国学的人的精神意态”[1]170问题。作者从容不迫地评说,提出了许多闪烁着智慧火花、令人关注的新见解。作者希望通过国学历史的反思来推动中国人的精神自觉,凸现出国学和国学研究的本质特征,从而获得一个极富创意的理论制高点,产成一种整合力和凝聚力。

 

   作者从思考和理解入手,弄清国学脉络,从而可以用较短时间把握国学的精髓,获得对国学的总体认识,无疑是一次重要突破。该书走出西学模式,还原中国哲学本色,提供了一本理解与思考国学的入门读物,对具有中等以上程度的人群,很有裨益。

本书还从宏阔的精神文化背景透视近年来的“国学热”,认为国学研究虽机构和活动不计其数,旧作不废江河,却“乏教材”,唯翻印80年前梁启超、钱穆,或30年前台湾杜松柏、朱维焕诸先生之作以应时需而已。可以想见此著作之急需。

 

二、平和的学术命题 

 

  在学理建构上,龚鹏程的总体思路是界定国学和国学研究的概念、内涵,阐明国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他宏观上描述国学的精神文化现象,微观上研究国学的重要命题,然后站在学术哲学的高度对国学研究中若干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进行理性反思。在治学理念上,作者关注历史背景后的精神活动。

 

   “宏观描述”,对国学中的经、史、子、集进行多方面的梳理、辨析,其理论聚焦点是国学研究学理化的进程。全书以此作为国学精神的基础,重振、升华。而“微观透视”则选择几个重要的专题进行梳理,都有独到精粹的结论,提出若干理论问题。如“登堂篇”借鉴胡适与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马一浮等,就国学研究中的认知逻辑、学术范围、思维方式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又如康有为所涉及的道教、佛教、西学、史地、天文等;章太炎的“国学”、“国学之商兑”;马一浮的“六艺之学”、“宗儒旨趣”等。可以说与“门径篇”部分融合互补。

 

   龚著中充分地注意到当代文化转型过程中世界文化与国学的关系。作者运用和借鉴比较文学的命题来论述自己的观点。如第四章“语言”中的“句的形态”,引用俄罗斯语言中的“性”、“数”、“格”等说明粘着语的主要特点,反观汉语在“形式逻辑”、“形态优势”、“间接投射”等的形式限定的弱化。第五章“文字”,引用了库玛斯(S.F. Coulmas)的《文字学》、索绪尔(F. d.Saussure)的《符号学》,以及笛卡儿、基歇尔(A. Kircher)、威尔金斯(J.Wilkins)、莱布尼兹等人的著作。第六章“训诂”中的“理解的迷失”,借鉴阿佩尔(K.O.Apel)的命题,比较戴震与维特根斯坦诠释学的“理解”问题;在“反省的路途”,引用西方的诠释学研读《圣经》,说明《圣经》并非属于古代、只具有历史意义,它对现代人起着具体且真实的作用。他说“古代的经典,从来不只存在于古代,它会对现今世界起着具体的作用。”[1]75作者在认真梳理、审视和思考中外文化学术,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无疑对国学研究界具有紧迫性的重要意义。龚著以中西文化的历史经验来阐释国学,不为尊者贤者讳,只为实事求是。

 

   作者以儒、道、佛的命题,以不同学科、学派、学人之国学作为阐释之对象,对国学进行整体关照,判断精确,析理严密,祥略有度,富于启发性。

 

三、中立的学理阐释 

 

   在学术研究的观念和方法上,作者在国学阐释上鲜明地提出两个理念:一是通晓国学重点在通,要通达博雅,在知识和心态上贯通地去掌握事理。二是致力于国学研究的学理化,“宏阐整体国学之纲维与精神”。这两个理念体现了一种学理精神,是作者治学、道德的表征。正如他自己所说:“国学是我的缘,也是我的业;是我的力,一切力量的来源;也是我的愿,愿昌明其学于天下。”[1]VI

 

   龚鹏程对国学的认知逻辑是求实、求真,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龚著受国学治学风格和清代朴学家的影响,特别注重考据、史料的挖掘和审慎的考证。对国学研究中的一些悬疑问题,也能从考证和史实出发,作出新的解释。如在第十一章“儒”的“儒学的分化”一节中,对《论语》的争论,他认为这种争论关系到对孔子学说的诠释,他说:“有些人更进而怀疑《论语》能不能代表孔子。因为假若儒分八,而《论语》仅是其中某一派或几派之传本,那么《论语》显然就不能见孔子之全貌。”[1]127在第十二章“道”中,作者认为:秦汉社会通行的道,道术之士各道其道,道只是达名,与老庄太半无关。他说:“道的研究首先应着眼于这个事实,放弃早期那种单线地、从黄老讲下来的方式。反之,把各种方术士看成一家人,认为道教即出于神仙家或阴阳家,也是不对的。”[1]140还如《登堂篇》第二章《国学的讲说:康有为》批驳康有为的“西学多本《墨子》”、“通部《墨子》、无一言养心之学,故不能行。外国耶氏似之。然耶氏能养魂,故大行于天下也。”[2]龚认为:西学多本墨子,衍晚清西学处于中国论,其误至今已不必再论。他说:“基督教似墨子,则不知康氏何所见而云然。墨子明鬼、非乐、节葬、非命,基督教哪一点似之?如此论西学、论基督教,不是夸诞不经吗?”[1]192龚对康的“口谈记录”提出疑义,指出缺点,作出解说,不以为然。即使如此,龚仍然肯定《南海康先生口说》,他说:“康有为所有著作中也只有这一本书最能全面显现朱九江以来的康氏一脉学风。其论义理、子史、掌故、词章者,皆非清朝朴学一路经学家所能到。”[1]205

 

   国学的历史总是一环扣一环地向前发展并相互衔接、共生互补。过去出版的相关书籍往往偏重论著、学人、学派或学术观点,侧重外在特征的描述。龚著则另辟蹊径,对各个时段重点论著的内在认知逻辑、思维方式和学术范例进行实质性的梳理。以这种梳理性的眼光观察中国古代诸子典籍,标志着研究向度实现了从外视角向内视角的转移。对于已往国学研究中忽视元性质或元基础的习惯性思维定势,具有新的学理阐释的意义,从而发现一片阐释的新天地。

 

四、融合的学术境界

 

   龚鹏程的学养,是经历了渐次精修、西学新学相孚会、相激荡而达到的一种学术境界。对过去的国学者感同身受,激起共鸣。在这部著作里,龚努力突破“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追求“主客融合”的学术境界,把客观对象的评述和个人的学术体验有机的结合起来,描绘出当代国学启蒙者的心灵变迁。客观上“各章讲说,自然都是针对各别领域,例如儒、道、释,或经、史、子、集;各章又各有主题。”主观上“人的知、情、意,必然整合为一体。”“博学之道,重在精神心态”。作者简略地勾勒了国学研究的全貌,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精神文化的学术境界。

 

   在作者与客观研究对象的学术对话中,他以客观、真诚的态度面对国学发展史上诸多先贤,热情地肯定和赞誉,也有分析和评论。对于那些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不同见解和严重偏颇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龚著讲“康有为”,指出其错误与缺点、学术之局限。他说:“康有为论佛论道谈天说地,就显示出了他经学家的拘墟之见,实在不免于固陋。”“说今文学,而说成如此,实令人感到遗憾。”[1]204直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龚在谈到“章太炎”所讲的国学内涵究竟为何时,指出:“小学为其根基,固然不错,但其文学经学并不能只由小学这一路去推求。”[1]207在谈“国学的教育”一章中,他分析了清华国学院,认为国学院之教育目标,是要“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之国学专才”,[1]228要培养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他谈到清华国学院的学风,乃是传统经史学曲折转向欧美汉学式之研究。特别提到陈寅恪,在他初返国门,任教清华时“此即其治学之基本情况。”[1]230龚举例说:“《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则谓华佗二字,古音与印度Gada(神药)音近,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为华陀,实为药神目之。”他认为“这些考证的价值其实颇为可疑。华佗的古音是否真的与Gada相近,就值得讨论”[1]230。龚还举例说陈寅恪以孙悟空、猪八戒的故事与印度故事相似,断定它们之间有影响,这不是考证,只是一肚皮印度知识无处张皇,故与史册小说中去扑风捉影罢了。他指出:“陈先生这个时期的考证,在方法跟实际上,往往站不住脚,可说是十分明显的。”[1]231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或许也不是陈寅恪或他那个时代学人的过失,而是时世风气使然。

 

   本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科学学理精神和求实学风的倡导和实行。令人信服的科学的学理阐释,对当下那些虚伪、浮躁之风是一个有力的鞭挞。这本书的一个最重要的贡献是举起了一面学风之旗,为国学研究新的风气树立了榜样。

 

   瑕不掩瑜,即使一部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也会有值得商榷的问题。特别是有些闪光点,更有可以斟酌的地方。本书有些章节,缺乏必要的理论阐释,如“经、史、子、集”,尽管从一个新的视角,进行学术梳理,但它的概念内涵、思维方式和学术范型的特点,它的来龙去脉的意义等,显得有些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阐释。若能就此进行进一步地学术思考,或许这部“入门”之书更具有启发意义。也许是限于篇幅,作者无法展开。

另外,全书多处论及到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比较、参证,无疑是新锐独到的见解。但是,未能将西方学术与中国学术结合起来,显得有写支离破碎。

 

   过失、疑问、蹊跷的问题值得探索,但就本书的宗旨来说,既然是“入门”之作,就不该做更多的学术辨析,特别是那些玄而未决的问题,更不该过多占去篇幅。如论说章太炎讲国学内涵时,龚辨析说:“太炎之诸子哲理,何以竟无传人?此理难知。依我看,系因其颇杂于佛学之故,或至少是原因之一。”[1]207又如探讨陈寅恪与吴宓之间学术价值取向问题时,龚著说“陈寅恪是德国这一学风在中国的第一代提倡者或示范者。吴宓既醉心于白壁德之说,何以又倾服陈寅恪之学?两者冰炭,何以竟融于一冶欤?”[1]234似乎有苛评之嫌,不知著者和读者如何理解。

 

   正当我完成《国学基础导论》这部书稿的时候,欣然看到好友鹏程的新著《国学入门》出版,格外兴奋,遂写下此文。它让我想起22年前我们在香港首次见面的情景。鹏程自幼才华横溢,学力贯通古今、融汇中西。近年来他身兼海内外多所大学教授,讲授“国学的入门之道”,“随机讲学,辅以著述”。“应时代

之需”,“消个人之业”,继往开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遗产,与他早年研究国学、启迪民智的经历有关。龚著回答了这样两个令人关注问题:“在世界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中国人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每个人在哪里才能找到自己生命的根基、找到摆脱生存压力与困惑的智慧?”

 

  《国学入门》之书接引后学,为初学者说法,真正能起到“接引的功能”。它既是知识的,也是感性的,可供读者了解国学的一些重要方面,有兴趣者亦可由此进入国学之门。

 

————

注释:[1]龚鹏程.《国学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康有为.《南海康先生口说,上卷·诸子三》[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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