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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的部落格

文化在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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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1956年出生于台北,籍贯江西吉安,是台湾佛光大学、南华大学两校的创校校长、中华武侠文学学会会长,现任卢森堡欧亚大学〈马来西亚校区〉校长,游历中国大陆,任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四川大学讲座教授,作育英才无数、著作七十余种,为当今知名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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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8-28 14: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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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靠1976年版的王梦鸥《文艺美学》[1],是不能全面了解台湾战后文论与美学的发展趋势的。我们需要追问和探索的是,1949年以后的台湾文学理论和美学,究竟是何形态?为何和如何形塑了这样的形态?它们与台湾文学与社会发展有何互动关系?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曾有一个时期,泡在北京图书馆的台港阅览室,从一本书追到另一本书,尽可能搜集相关的资料。就在这样的追问和搜寻当中,我发现,在以张道藩、李辰冬、王集丛等人符合“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三民主义”文学论述之外,还存在另外一条由学院的知识分子开辟出来的文论和美学路线,从五六十年代的王梦鸥、夏济安、姚一苇、刘文潭,到七八十年代的刘若愚、高友工、颜元叔、叶维廉、柯庆明,最后聚焦于1985年刚刚出版《文学散步》的龚鹏程。他们具体方法和观念容或不同,但似乎都在不约而同地趋向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文学的“语言美学”特征,我因此借用库恩的“范式”更替的理论和方法,把这些不同世代的学院派“有意”或“无意”的论述,描述为一个逐渐被构建起来的新的理论范式或理论共同体,他们逐步地取代“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而试图建立一个具有现代意义、更能解释文学本性、特征、功能和文学发展史的以生命美学为基础的中国式文论。这些论述,后来都收入拙作《文学台湾》里了。

当然,用“语言美学”去描述和概括这些知识背景、美学观念相当不同的学者,并试图把他们硬生生放在一个所谓“理论共同体”中,是受了当时哲学和美学所谓“语言转向”的影响;而强调这种语言美学骨子里的生命情调,也正是为了呼应人道主义、人类学本体论、主体性哲学等八十年代在大陆热烈讨论的议题。现在看来,被我放在“语言美学”共同体中加以描述的台湾理论家、美学家或批评家,每个人其实都有不同于他者的特异的观念和立场,若强以某种共名去描述,也许勉强可以挪用“散步学派”来形容,因为台湾的大部分理论家和美学家,都不太在意去建构逻辑严密的美学体系。王梦鸥的《文艺美学》和刘文潭的《现代美学》,基本上都是在介绍诠释不同流派的西方美学中建构其理论的;姚一苇《艺术的奥秘》深受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但也未必算得上有严密的“逻辑体系”,而“散步”的特征比较明显。其中最典型的,我以为,就是 龚鹏程先生。

写于1983年、结集于1985年的《文学散步》,与其说是龚鹏程试图解决文学理论问题的少作之一(写这本书时龚先生二十七岁,此书出版时他二十九岁),毋宁说是表达其生命情调与美学的一种方式,也是他搅乱台湾中文系一潭春水的“戏作”。他不热衷于建构逻辑严谨密不透风的文论体系,不去探讨和追求看似“科学”的文学发展的“规律”,而是以相当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去挖掘和发现作为生命之美的文学的独特魅力与独特价值。这部书问世于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时,因了其中两个特色而引起重视和争议。第一,它是台湾中文系年轻学人中最有意识地运用中外美学方法来讨论“文学内在”的“知识论规律”与“方法学基础”问题的,这对向来重视传统经学的台湾中文系不啻是一大跃进。在他之前,当然也早已出现过很有影响力的文论著作,例如王梦鸥的《文学概论》(1964)、《文艺美学》(1971),姚一苇的《艺术的奥秘》(1967),柯庆明的《文学美综论》(1983),这些著作也都来自中文系资深学者,他们也涉及中西美学,却因侧重知识论本身的建构,而缺乏对这种文学知识论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的批判性的反省,因此,这些著作试图给人以科学的、逻辑的系统知识“表象”,却似乎缺乏方法论的自觉;第二,它是最具有生命意识的文论。在这一点上,龚先生的文论,有意识地吸纳了中国哲学(特别是新儒学)中强调生命、心性的思想,由此而上接中国传统的精神史,使他的文论虽然看似具有非本质主义的特性,实际上却奠定在生命美学的基础上,而在表层上,则是回归文学本身最基本的语言层面进行分析。

这是一部比较典型的、有趣的“狐狸”文论,它曾以其别具一格的论述方式吸引过我,其中原因,也大致有二:其一是它与《美学散步》的渊源关系。上海版《美学散步》1981年问世,台北的洪范书店同年也出版了宗先生的《美学的散步》。在蔡英俊为《文学散步》做的序言里,曾提到他们这几个朋友相聚在一起阅读哲学、美学的一段时光,阅读《美学的散步》也应是那个时候的事情。《文学散步》的自序提到,由于李瑞腾的介绍,他于1983年间为俞允平主编的《文艺月刊》撰写文学理论专栏文章,“瑞腾遂建议我仿宗白华《美学的散步》,来一趟文学的散步。因为散步虽有起讫,却无规矩;虽有章法,却不期于严谨精密;偶然适志,更不须如舞蹈之必博人欣赏赞叹。”此论与宗先生关于“散步”之道的说法,精神相通,因此,把龚鹏程归入“散步学派”,似乎也有理。而从《美学的散步》到《文学散步》,也可见两岸的思想文化交流,即使在1987年之前尚未正式开放的年代,也早就通过民间进行了;其二是《文学散步》谈论文学的方式,不但与大陆读者常见的方式(如当时坊间流行的蔡仪、以群等人编著的各种《文学概论》)不一样,与台湾岛内理论家王梦鸥、姚一苇、刘文潭、刘若愚、高友工、柯庆明等人的论述方式也有差别。对龚先生个人而言,前此虽然出版过关于孔颖达周易正义的硕论(1979)、关于江西诗社宗派研究的博论(1983)、《历史中的一盏灯》(1984)和《中国小说史论丛》(1984)以及一些古典诗文的鉴赏论著,但比较系统地思考文学理论的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对以传统经学为根基的中文系而言,其年轻学人打破长久以来在文学理论和美学探讨和思考上的沉默,在外文系占据主导位置的文学理论方面“初试啼声”,而且一出手,就毫不留情地批判此前台湾坊间《文学概论》之陈词滥调,沉溺于假问题里却不能自省自拔,狠批其要么“盲人摸象”,要么“指鹿为马”,文不对题,陈陈相因,且指名道姓,毫不隐讳,虽有“同室操戈”之嫌,却的确轻车熟路,击中要害,为中文系在文学理论领域的真正发声,并与其他学者展开有效对话,开辟出一条生路。

阅读《文学散步》时,恰逢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美学与文论蓬勃复兴的浪潮。1988年,当文学所理论室决定在福州举行文学理论的研讨会时,何西来、杜书瀛先生让我开出一份台湾学者的名单,我写上了王梦鸥、姚一苇和龚鹏程的名字,把龚鹏程看作八十年代台湾文论出现新的气象和转折的代表。后来,王、姚两位先生不知何故未能与会,而龚先生却抱着猛龙过江的心情单刀赴会。这是他第一次正式登陆,在一个想象里很熟悉、实际上却相当陌生的文化环境中,他怀着文化遗民般的孤愤、忧伤,激越地“舌战群儒”,不料却从此开启了他遍游神州,广交天下英雄的万里鹏程之旅,成为两岸文化交流最活跃的人物之一。

想当初,只读其书,不识其人,虽欲以意逆志,终究书上得来,少不了龃龉隔膜。如今读其书渐多,方知知人论世之难,遂不免前后左右再三斟酌。这一斟酌,深感难以为龚先生定位。譬如,他究竟是自由主义者,还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新儒家,还是新道家,抑或禅道儒兼修?是传统意义上的“儒”,还是“墨”,或者是“儒墨兼之”?是在朝的“官”,还是在野的“士”?是朝廷的“谋臣”,还是民间的“游侠”?是政治的“异端”,还是文化的“辩士”?……实在难以界定。最后,我想到“漫游者”这个词儿。是的,他是漫游者,从民间漫游到上层,从教育漫游到政界,又从政界游离到民间,从“儒”漫游到“佛”“道”,从经学漫游到文学、史学、文化学,也许只有用“漫游者”这个名词才好描述龚鹏程,而他的名字里恰好有一“鹏”字,似乎也注定了他的一生要与“漫游”或“飞翔”结缘。这是跨越了各种有形与无形之边界的漫游与飞翔,是一种流动不拘的长途冒险和游戏。恐怕只有从“漫游者”的身份去想象而不是定位龚鹏程,才能稍微看得清或理解他的文字和理念的世界。

但“漫游者”也只是描述龚鹏程治学越界的特征,还是无法说明他思想的特征。也许,要形容龚鹏程儒道佛并重,文史哲兼修的“杂学”的思想特质,还得借用“刺猬”与“狐狸”之喻,盖龚先生论学,虽不拘疆域,却每以养心为指归,他是刺猬中的狐狸,狐狸里的刺猬。当然,剿袭西人“狐狸”之喻来比拟龚鹏程,他或者也不太自在,他治学虽然并不排斥西学,但骨子里,还是服膺中国自家的传统。那么,如何形容这种兼具狐狸与刺猬特征的思想方式?我想到了中国式的“猴”,以“猴气”来描述龚先生的治学特色,也很为恰切,这自然因为龚先生生肖属猴,猴固非林中之王,山中之尊,却是使林中有灵气,山中有活力的智者;更因为龚鹏程治学喜欢越界,举凡文、史、哲、宗教、教育都均有涉猎,且每立新说,不拘成规,虽未必有意自创门派,但其综合诸家,不避俗杂,仍自有其脈络理路,可谓学界之“迷踪拳”。龚先生性喜臧丕,却鲜见虎狼之气,而处处弥漫着往还驳诘的猴气。这也许是另类之王,如美猴王一般,不受拘束,而精于解构——流行的成说,刻板的论述,僵化的体制,不论来自哪位权威,在龚先生那里,从来都是质疑、瓦解、破坏的对象。《文学散步》(1985)即是最早展现龚先生之猴气的典型论著。

 

《文学散步》简体版在大陆问世,龚先生嘱我作序,惶愧之余,花了不少时间重读,并再检索这二十余年来的文论,突然发现,在《文学散步》之后,台湾似还都未能出现超越龚著的文论著作,而大陆文论,曾职掌文界重权,这些年来,虽然拜制式教育之赐,因学科建设而著述成风,实已难免边缘化的命运,因而不少人转向文化研究,以各种“后”西洋新说,重读扩大化的“文本”——包括影视、广告、建筑、园林、社会诸“文本”,虽然新颖可喜,毕竟离文学已远。而龚先生这数十年年来,又早已沿着其“狐狸”式的思维方式,在美学、文学、宗教、思想史等各方面,建树更丰,令人产生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此时来重读《文学散步》,竟如荒江野老劫后重逢,静夜里煮酒重论文,有恍若隔世之感了。

此书于1985年问世之后,虽在台湾已出十来版,但一直未在中国大陆出简体版。这次“登陆”,比初版本晚了二十一年,而一本书于初版二十一年之后仍能再版问世,已足见其魅力和价值。回想当年,不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正当少年气盛,而今已步入中年,人世沧桑,事如棋局,曾经相信文学哲学美学能救世契道立身淑世的人,不知如今是否还有?曾经相信语言文字之可形塑世界和人的意识之力量的人,不知如今还在否?不管相信与否,试读一下这部《文学散步》,或可循着龚先生少年论文、发扬踔厉的踪迹,以漫游者的姿态,重新认识如今已面目模糊的文学的风景吧。

我原无资格为此书作序,然而龚先生再三嘱我略述书缘,只好以此书最早的读者之一的身份,谈谈它问世伊始大陆文论的生态和我被它吸引的故事。这大概也是人与人,人与书的一点际遇缘分吧。

 

2006-5-14初稿,6-26日修订于北京

 



[1] 王梦鸥《文艺美学》初版于1971年,但大陆学者看到的版本是1976年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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